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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音乐传播发展 　　花儿作为特有的民族艺术，其生存、发展与当地人民的繁衍生息密切联系。花儿以歌咏物，题材涉及男女恋爱、咏史叙事等，传播范围广，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在这里多民族杂居，文化纷杂，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各种道德禁忌和民族禁忌的制约，一直游离在主流文化的边缘。现在，各种新媒介的摄入、禁忌的解体无疑都影响着花儿向外界的传播。 　　一、花儿中的 “禁忌” 　　花儿是信奉中原儒学、中原佛教、道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九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文学艺术品种，在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为背景的大视野中，花儿因为表现情爱的体裁较多，在语言上受到较多的限制。一方面是花儿中有着许多关于两性关系、性爱暗示的语言，另外一方面是唱花儿也是禁忌的行为。 　　在它的语言即内容成为禁忌之后，它的行为本身也成为禁忌。“有时候言语因为语言 (音素)的缘故，本身成为禁忌，如果真的在言语和行为之间有因果关联的话，也不是行为禁忌导致言语禁忌，而是言语禁忌导致行为禁忌。”这种禁忌作用于演唱者和听众，会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在打破禁忌的时候，会对这种社会心理即所谓的社会安定造成破坏。 　　花儿和民间小戏、江南小曲不同，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正常状态下不能够演唱，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下，类似于祭祀、庙会等时空中狂欢，因此它既不能归属于民间小曲，也不能跻身于神歌、祭语之中。在模棱两可间处于神秘状态，人们对不能完全区分、含糊不清的事物有禁忌心理。“在人类文化生活的世俗性和神圣性的两个范畴中，花儿身处两种状态的过度维度，即特纳等人著名的阀限时期。”所以花儿很容易成为人们在正常状态下比较避讳的符号，它的过渡性矛盾和模糊性分类是它构成社会禁忌的另一个原因。 　　花儿的主要题材是表达爱情，注定不能够登上大雅之堂，堂而皇之地表达自我的情感，基于此花儿在演唱时被赋予禁忌，就得考虑社会伦理、长幼班辈，不仅不能在家里唱，也不能在村子里唱，以前有句谚语 “花儿不进家，进家人笑话”。据说过去在西宁至兰州这条路上，村庄路旁大树上常挂着一个羊头，以示路人要是在这里唱了花儿的话，便要罚你一只羊。 　　二、花儿传播方式的转变 　　传播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与文化的关系，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创造着人。人生活在文化语境中，文化又以各种方式改变着我们。“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劳动者生产了这一艺术品种，这一艺术又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人们创作花儿的同时，还进行着传播事业，每个人带着花儿的语言，用演唱的行为，去介入和影响他者的世界，从而形成了花儿的原始人际传播方式。 　　花儿在漫长的时间里，都是通过口传的方式发展，山间的花儿会，田间的花儿娱乐是它的主要传播方式。“由于花儿的传播没有大众媒介的介入，其传播以人际传播为主，其传者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媒介来传播负载其上的 花儿信息的”。 　　花儿是听觉艺术，是人们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分析，得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主观意识再进行创作、构思，最后将抽象的观念用物质材料反映出来。由于它的物质材料是声音，所以在其产生伊始，就发生着自主性质的传播，声音生产和声音传播在时间上是相继的，在空间上是并存的。花儿是九个民族的共同文化，所以受这九个民族的生产方式的影响，在以农业活动为主的民族，花儿主要是内部交流和创作，是花儿的主要继承者和传播者。 　　人际传播的过程为原始创作提供更多的机会，音影录制链、电视影像链、互联网链是由专门的生产个体通过各种技术把艺术变成产品。《胡汉三》是由胡汉三表演团队通过导演、编排、摄影、剪辑、出版等环节生产出的产品，传播给受众不再是人际交流中的口头传播，更多的使用音影录制链。以往的产品更多是演唱，传播的是声音，《胡汉三》传播的是花儿的形象，用表演表达事件，有事件描写、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用电影的叙事手段编排了一部有声有色的对唱剧，现代传媒风暴带来更多的信息，某个信息想要生存需要创新。胡汉三工作室推出 《胡汉三》系列，一是做宣传工作，二是提供了一条受众喜欢的生产道路。 　　三、新传媒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 　　通过对青海花儿情景剧 《胡汉三》的分析，现代新传媒对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在传统遭遇现代的当下，似乎唯有变才是生存之道。就像是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一样，音乐艺术亦是如此。从整体上而言，新传媒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传承方式上而言，主要从以前依赖于口传心授向专业的教授进行了转变，出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以及更好的传承目的，众多传统艺术已经成立比较专业的团体，或者依托高校，进行了一种专业化的教学，部分高校还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