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律令看汉代对孝文化的推崇.docVIP

从律令看汉代对孝文化的推崇 　　汉代置孝悌、三老行教化，举孝廉以人士，颁布养老令、高年赐王杖，奖励孝子，推动《孝经》传播，大兴孝治。标榜以“孝”治天下，形成了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以往学者多从孝廉选任和人才教育的视角加以论述，其说甚是。但是，关于孝治在律令中的体现以及孝对政治社会的影响，笔者认为尚有余议可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以士臣为途径，营造“孝治”舆论环境 　　儒家重视人伦，对孝悌在政治中的作用有着独到的见解，《论语·学而》中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儒家的这一论断在汉代被发展成为“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显然，将“孝亲”与“忠君”巧妙地联系起来，孝子与忠臣等同视之。全面整合忠、孝二者的伦理关系，进而形成“以孝求忠，由孝劝忠，移孝作忠”的伦理体系。推行孝治最大限度地弥合了“孝亲”与“忠君”之间的矛盾。在保障孝亲者人士方面推行了多项举措: 　　其一，颁布律法，保障官吏“孝亲”。汉代法律规定官吏居丧服孝，是一项重要制度。张家山汉简《奏漱书》案例二十一中简:“律曰:诸有县官事，而父母若妻死者，归宁姗日;大父母、同产十五日。根据简文，县吏为父母或妻居丧的期限为30日，为祖父母、兄弟姊妹居丧的期限为巧日。这条律文使官吏居丧合法化，表明统治者对吏民居丧以示孝亲的行为予以肯定，更为日后奉行孝治、追究官吏不履行居丧义务提供了法理依据。又《二年律令·置吏律》简:“吏及臣皇帝者、中从骑，岁予告六十日;它内官，册日。吏官去家二千里以上者，二岁壹归，予告八十日。根据简文，官吏每年法定休假为60天，内官为40天，离家远隔两千里以上士臣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为80天。休假探亲是与家人团聚，探望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则更显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孝文化的倡导实施，保障了官吏尽孝的权利和义务。 　　其二，强化等级，鼓励吏民“孝亲”。汉代统治者鼓励毛义、周磐、张奉等人“人士养亲”的行为，史家称“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与此同时，统治者也默许官吏弃官事亲，为父母侍疾、服丧。更甚者，认同官府上下级、师生间的关系应化为君臣、父子关系，推动忠孝伦理发展成为社会上普遍适用的上下级人伦关系川。《二年律令·贼律》“以县官事殴若譬吏，耐。所殴譬有秩以上，及吏以县官事殴五大夫以上，皆默为城旦春。长吏以县官事少吏者，亦得毋用此律。根据简文，法律保护官吏的人身权益，规定不得对执行公务的官吏辱骂、殴打，否则会处以“耐”刑或“默为城旦春”，这一法规不适用于长吏欺辱少吏的情况。显然，上下级间的尊卑关系一旦确立，对官吏的升迁降黔随即产生影响，也使官吏间出现了孝亲的可能。于是东汉时故吏、属吏为上司治丧，学生为老师服丧，蔚然成风。因此，孝亲外延的拓展，对维护国家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推行孝治，表彰置任孝悌。孝、悌是行义的集中体现，设置孝、悌既是对行义的褒奖，更是以之为表率，推行教化。这对于乡里推荐人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经学尚未确立学术独尊地位的西汉初年，孝、悌被列人选任标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就更为深远。史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褒奖孝、悌，免除摇役;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欲以劝厉天下，令各敦行务本;i4i96;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诏令“遣渴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将表彰和置任孝、悌并行。据尹湾汉简，东海郡县，乡，而孝、悌则各120人。由此可知，县乡下置孝、悌自文帝以来确已成定制，且以人口比例设置。此外，《汉官旧仪·补遗》日“高后选孝廉为郎，表明郎官选任也一度以孝廉作为标准。另据《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公元前7年)三月“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琢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令日:“联阂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令郡县常以正月赐羊酒。有不幸者赐衣被一袭，祠以中牢。”对于官吏而言，在家要孝顺父母，为官要尊崇上级，效忠君主。对于布衣而言，以孝、悌的行义得到政府的褒奖，并在乡里推行教化，成为晋升士臣的重要途径。 　　二、以选官为举措，铺陈“孝治”政治内涵 　　“孝亲”与“忠君”相统一，成为汉代孝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这为统治者以孝为标准选任人才提供了依据，也使孝成为两汉选官的重要标准。汉代的士进制度是一种以察举为主的人才选拔制度，其科目名类大体有常行科目和特定科目两种，常科中又以孝廉为最重。孝廉之语，颜师古注云:“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举孝廉以汉惠帝四年春正月诏令“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二月诏令“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