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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岱年先生早年的两篇书评浅谈其哲学史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的主要学术领域之一。顺此,哲学史方法论就成为其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他的哲学史方法论的最为显著之成果,在其早年有《中国哲学大纲?自序》里的相关讨论,在其晚年则有专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的问世。对于此二者,学界已多有关注。然而,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前,张岱年先生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所撰的两篇书评,由于没有收人《张岱年全集》,加之刊发于不太容易获取的民国时期的报刊,所以很少纳人学人的研究视野;但是,这两篇书评中蕴含的哲学史方法论却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念甚至为张先生一生所秉持,而且对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仍很具启发意义。 　　一 　　1931年2月,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针对此书,张岱年先生撰《评冯著〈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书评一”),载于1932年11月上海新月书店发行的《新月月刊》第4卷第5号之“书报春秋”栏目,署名“张岱年”。1934年9月,冯著《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张先生又作《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以下简称“书评二”),分上、下篇分别载于1935年4月27日、5月4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出版周刊》新126号、新127号之“读书指导”栏目,署名“张季同”。这两篇书评,在对冯著的评价中,展示了张岱年先生的哲学史方法论。发掘这些内容,有利于更为完整地认识张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思想发展历程。 　　(一)在鉴别史料和诠释讨论上要谨严 　　针对冯著《中国哲学史》神州国光社上卷本,张先生评论道,它“至少有四点是旁的中国哲学史所不及的”,其中第一点就是“谨严”。在其后对冯著之商务印书馆两卷本的评价中,张氏亦称赞其“谨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谨严”即是他提倡的撰写中国哲学史时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在鉴别(或选择)史料上”还是“在诠释讨论上”都不能违背。张先生具体指出,冯著《中国哲学史》在选料上之“谨严”,体现在厘定《墨经》《老子》的时代、讲孔子以《论语》为据、将《易传》视为战国秦汉之际的书籍、证明《中庸》实成自时代不同的两部分等多个方面;在诠释讨论上,冯著更是“证据到什么程度,就说到什么程度,不肯作超乎恰当程度的断语”。而这在张先生看来是叙述中国哲学史时需要秉承的“精神”(张岱年语)。 　　(二)领会古代思想之精旨,既要深观,又要客观 　　在“书评一”中,“深观”与“不偏”(张氏亦称之为“客观”)被视为冯著的两个各自独立的特点。在“书评二”中,张岱年先生则把二者合并为一条,认为冯著“最能客观,且最能深观”。从张先生的文意看,“客观”和“深观”还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也就是说,做到客观才能深观,反之,做到深观才能客观,合之则两成,分之则两失。所谓“深观”,即“下过一番深求穷讨的苦工夫”,“实在领会古代思想之精旨,透察了诸子哲学之隐微,不诬古亦不附会,实见了古代哲学之全,而能用清楚明澈的话,如其实的描述出来”,“用同情的态度,把古哲学家的思想再思想一过,因得探其精髓,会其幽微”。张先生还用太史公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来解释“深观”。所谓“客观”,即“对于各派都无偏倚”,“完全抛弃了一切观点,而用各家本来的观点来讲”。 　　(三)整理哲学家思想的条理系统及其逻辑层次 　　中国哲学典籍,多为对话体、注疏体,所以在形式上是看不出什么条理系统的。针对学界多谓中国哲学无系统的情况,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上卷中明确宣称:“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张岱年先生对冯氏此说及其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对此说的贯彻深表赞赏:“冯先生对于哲学思想的条理系统的注意,可说已到了家。看他讲任何一家的学说,都不是一堆一片,而是一套一串。”?他进而指出,做这项工作首先要求对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加一番清理工夫,寻出其中心观念及其条理伦次,然后才能显示其思想系统。此外,整理条理系统还须结合另外两项工作:其一,与“深观“的哲学史方法关联起来,非”深观”不能使实质的系统“显然”;其二,不仅要显见整个条理系统,而且要显见该系统的层次,否则是难以了解一家学说之要髓的。 　　二 　　由于不是专门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文章,张岱年先生早年的这两篇书评所展现的哲学史方法论并不系统。但从上文的总结可以看出,其中却的确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为他此后系统的哲学史方法论的阐发奠定了基础。张先生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是一九三五年开始撰写的,一九三七年完成初稿”。?亦即,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