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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比洛夫在中国的舞台解释 　　作为当代俄罗斯“一位闻名遐迩的戏剧家、散文家、评论家”，52 亚·瓦·万比洛夫“虽然只活了35 岁，但他却如智者般了解和谙熟生活”，[1]52 先后创作出《窗子朝着田野的房子》(1964)、《六月的离别》(1966)、《长子》(1968)、《打野鸭》(1970)、《外省轶事》(1970-1971)、《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1972)等名剧，其中《打野鸭》和《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可谓经典之作。在当代俄罗斯学术界，万比洛夫的艺术世界和“万比洛夫之谜”，得到深入研究并引起持续论争，一系列代表性研究著述先后问世，不同剧作不断在各大剧院上演;在当代欧美国际斯拉夫学界，万比洛夫作为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焦点备受关注，不仅剧作和散文随笔得到全部译介，而且戏剧文本得到审美分析，舞台剧演得到多样呈现。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万比洛夫得到广泛译介和深入研究，呈现出以译介为主、注重剧作的文本维度，以舞台为主、注重演剧的舞台维度，以研究为主、注重理性的学理维度。 　　作为文化传播与集体想象的媒介，文学不仅以艺术镜像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参与并驱动某时某刻的现实变貌，而且铭刻某一历史环境中的美学趣味，进而遥指掩映其下的政治潜意识。在跨文化交流语境中，作为多重历史关系赖以呈现的场所，跨语际实践可以呈现译介、接受、诠释等多种文学实践如何表述自我历史，确立民族文化，建构现代性话语。(1-8)据不完全统计，1949-1957 年间，中国共演出外国戏剧113 部，其中苏俄戏剧91 部，占总数的80% 强;(838-844)1957-1980 年间，中国上演的俄罗斯戏剧直线下降，随着社会改革、国门开放和文化自由，欧美戏剧上演数量则急剧上升。在寂寥的俄罗斯戏剧剧演中，万比洛夫戏剧却在当代中国舞台上大放异彩，不断改编排演。由此，以导演为代表的知识精英界和以观众为代表的普通受众群，对万比洛夫的认知呈现出认同与质疑、彰显与遮蔽、想象与误读等诸种形态，其意义不可忽视，即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而被公众接纳和认同，作为域外思想的他者而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万比洛夫在当代中国舞台的诠释态势如何?特点怎样?形象如何呢?整体说来，在理解与误解、认同与赞赏、诠释与过度诠释中，万比洛夫被搬上当代中国舞台，流布不息，直至今日。这与万比洛夫在俄罗斯的舞台诠释，既彼此呼应，又明显不同，其中的赞赏与误解，移植与改编，诠释与过度诠释，显示出其诠释内涵的不断探索与逐步深入。万比洛夫在中国舞台的多样诠释和不同剧演，恰逢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际，与官方政治美学向大众消费美学转轨遥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悄然折射出当代中国个人意识勃兴、文学政治意识消弥、美学理念嬗变的宏观思想态势。 　　从青年成长到人性挖掘：《长子》在中国舞台在昙花一现的短暂生涯中，万比洛夫与主流意识和官方思想一贯持审慎态度，保持相当的艺术距离，具有强烈的美学自省和艺术自觉。“万比洛夫在自己的话剧中构建了一个边缘(предместье)的世界，这不仅是地域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概念，主人公处于精神边缘上，站在道德选择的门坎上：只须迈一步，不是冲出琐细的日常生活，就是继续浑浑噩噩的生活。”万比洛夫剧作的舞台演出和演剧实践，对“文革”之后的中国戏剧走出“红色经典”的局囿和“革命样板戏”的迷雾，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 　　经过1977-1979 年间的文艺论争和思想解放，在苏联“解冻思潮”的影响和启发下，中国话剧逐渐复苏，提出“写真实”、“干预生活”、“呼唤人性”等主张，涌现出一系列反思历史、批判伸冤、反映社会的“问题剧”, 由此“预示着新时期中国戏剧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艺术自觉、戏剧自觉的新阶段”。1980 年代，由“戏剧观”带来的“戏剧危机”，成为笼罩在中国戏剧界的阴影，也成为西方现当代戏剧大量译介传播、舞台剧演的契机，更是中外戏剧不断碰撞、交流和融会的动力。根据现在掌握的有限资料，最早自发排演万比洛夫剧作的是上海戏剧学院“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届表演班同学，其后蜚声全国的著名演员李媛媛、杨凤梁、谷亦安等亦参与剧作演出。 　　1984 年5 月，融合幽默与抒情、偶然与误解为一体的《长子》，由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八一级改编排演，其中表演系主任于德先担任导演，周本义、倪荣泉、吕振环等担任舞美指导，学生王洛勇、宋佳等担任主要演员。在中俄关系尚未正常化和理性化的国际文化交流态势下，对中国艺术界而言，这出“内部演出”“乃是万比洛夫剧作在中国的第一次正规演出”，其演出说明书白纸黑字，素朴简明，直截了当，没有任何花哨的装帧和人为的修饰，这在当代中国话剧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作为早期剧作之一，《长子》几乎具有万比洛夫戏剧的所有特质：文本结构上具有环形布局(кольцевая композиция)，艺术风格上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