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激进文人“整理国故”浪潮浅析.docVIP

“五四”时期激进文人“整理国故”浪潮浅析 　　一“整理国故”是192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经学走向边缘的民国初年，当1919年11月胡适于《新思潮的意义》中揭集“整理国故”口号的时候，更多偏重于广义的史学范围和批判吵域。正如胡适1924年再次于东南大学的演讲所说:“两年前来宁的时候，曾在贵校讲演研究国学方法。那时有许多朋友都说:是偏于破坏方而，提倡坏古;于建设方而，多未谈及”，。殊不知破坏或者说批判的趋向在1923年前后就发生了改变，新旧人物无论是名流巨擎还是学界新秀纷纷追随模仿梁启超、胡适整理古书的作风，国学魅力大增，整理国故运动自然风靡全国。如果胡适所谓的“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属实，那就表明当时在全国青年中希望研究国学者确实很多。 　　除了青年阶层以外，那些素有国学造诣的新旧学者相对来说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了，诸如其时旧器物、古书籍的发现，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中心的新式研究，孙治让的《周礼正义》、柯肋态的《新元史》、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大型著述的出台，足以显示国学研究较前20年的巨大进步。仅20世纪20年代初，全国就有10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国学门(系)或国学专修科，其中尤以1920年夏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最为突出，而东南大学1922年也成立了国学研究会。这些大学或机构还纷纷开辟发表国学研究成果的园地，如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国学季刊》，清华大学的《国学论丛》《实学月刊》及教授们主编的丛书，燕京大学的《燕京季刊》，《民国日报》开设的“国学副刊”，又尤以东南大学1922年出版的旨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杂志和章士钊1925年创办的《甲寅》周刊给激进文人刺激最大。正如有人所说，这两份杂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甚至就是导致“国故整理”运动衰落的“重要因素”，充分显示了旧派人物或似新还旧的人物开始或己占据了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这一断言虽有夸大其词之嫌，甚至这两份杂志的“国粹主义”保守态度与整理国故运动所持历史的、批判的立场并不相同，在国学成就上也没有多少可以称道的东西，但他们正借助团队力量阻碍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以反传统著称的“五四”激进文人颇有边缘化的危险。譬如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虽标榜“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骨子里却以攻击、批判新文化运动为己任，如梅光迪之《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必之《论新文化运动》、胡先骗之《评lt;尝试集gt;》、易峻之《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文即是明证，而其研究与整理国故的目的、态度，与胡适等激进文人的提倡也迥异其趣，不是“捉妖打鬼”、“解剖死尸”，而是“稗古圣先贤伟大之人格思想，终得光辉于世”，且一再攻击胡适所主张的“科学方法”，这从梅光迪的《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一文中即可见出。除上述4人外，该刊还汇集了王国维、柳治微、刘永济、陈寅烙、汤用彤、缪凤林、林宰平等一大批所谓“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人物，掀起了一股复古之风，竭力维护几为蔚为大流的五四新潮所扫荡殆尽的“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何况《学衡》的生命力又是那样绵长，时断时续，或停刊，或复刊，一直延续到了1933年7月，历时11年，总计出版79期。而1925年7月18日《甲寅》周刊出世之后，其生命虽然不到两年(到1927年4月2日共出版45期)，其阵营也只有章士钊这一员虎将，但章士钊凭借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等要津职位的威势和影响，这一“老虎杂志”形成了一股势力颇为强大的反新文化运动的阵营，思想复辟的声浪进一步高涨，因为“他的文章和复古主张可以作为政府政令强行贯彻，因而使得新文化界与甲寅派的斗争更多了一重特殊的艰巨性”，正如罗志田指出的那样，“两位杂志的主事者都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态度颇接近梁启超，这就给了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这两份杂志同流合污的嫌疑”，而“袒护之者，以为新思潮之末运己届，为时代中心者必将属之于摇首摇尾之冬烘先生”。它们确实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大阻力，这恐怕也是新文化同人就整理国故问题展开争论的深层原因之一。 　　其实，周作人早在《古文学》一文中就认为研治本国的古文学，“不是国民的义务，乃是国民的权利”，因为它可以涵养作家的创作能力，“于现代文艺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但“没有服从传统的必要”。而作为新文学重镇的《小说月报》于 1921年为茅盾编辑出版后刊出的《改革宣言》更引人注目，认为“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置其与急需“介绍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而该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也宣告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