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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与民国精神的锻铸浅析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磅礴的气势和高昂的爱国情感，铸就了被后人广为赞颂的“辛亥革命精神”。与此同时，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又铸就了一种顺应发展潮流、凸显时代内涵、彰显进步理念的“民国精神”。然而目前学界对“民国精神”的解构，多少显得有些孤寂。事实上，尽管此后的民国精神曾被多次阉割甚或篡改，但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形成的精神理念却被人们继承下来，并始终在民族危机的最紧急关头，凸显着它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张力，从而成为激励民族情绪、唤醒民族意识、彰扬民族精神的巨大文化力量，并在社会变动与时代助推中实现着中国近代社会更深层次的新陈代谢。 　　三民主义孕育下的民国精神及其内涵意指 　　众所周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总有一些反映时代潮流、代表历史发展趋势、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时代精神，以体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与精神风貌。1904年，辛亥革命健将宋教仁因祖国遭受到的悲惨命运而悲愤长歌:“暖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这种压抑悲愤的心情，正是历史时代的客观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在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必将会在此时出现。随后不久，历史的发展终于获得了一个机遇和突破口。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正式成立，并以“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很快便以“三民主义”的措辞流传于世。可以说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及“三民主义”的出现，意味着民国精神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理念已初步形成。多年之后，孙中山指出:“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孙中山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为宗旨，并迅速形成一股革命风潮，的确为“开一新纪元”，这也就意味着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时代精神，正在成为一股巨大的异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升腾。而以中国同盟会为组织基础孕育而成的“三民主义”，成为民国精神的内核和精髓。之所以作如是判断，原因有二:其一，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必须是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被人们所广泛认可的社会意识。而三民主义的出现，可谓是“最博大，最适合的原则。现在的时代，就可以说是需要三民主义去革命的时代”。正如后来孙中山指出的那样:“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时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三民主义清楚地表明民众和精英在意识形态上也融为一体了。其二，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它必须是主导阶级的精神信仰，是引领时代发展的巨大力量。对此，孙中山曾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演阐释三民主义，并指出:“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试问我们今日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救呢?如果是认定应该要救，那么便应信仰三民主义。信仰三民主义便能发生出极大势力，这种极大势力，便可以救中国”“。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思考探索，1921年，孙中山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的演讲中，明确地将“三民主义”概括为民国精神。 　　他指出:“中国革命的道理，就是革命党平日主张的三民主义。革命党同志从前主张三民主义，从事革命，十多年才把满清推翻，创造民国。本大总统便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还要希望诸君来欢迎本大总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如果人民不了解三民主义，民国前途，还是毫无希望。三民主义便是民国的精神。诸君欢迎民国的精神，那才算是真正的欢迎。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对原有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新三民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由此又建构和拓展了民国精神更具历史和时代特征的新内涵。孙中山所倡导的联俄、联共，实际上就是在“救国”这一思路下的新的表达。孙中山明确指出，他之所以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主要目的就是“救中国”。在他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