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华北的白银走私研究.docVIP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在华北的白银走私研究 　　1933年，日本在发布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前后，关东军发动热河作战，越过长城，直逼河北。在日军弹指可取天津、北平之际，中国向日本屈服，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依据塘沽协定，冀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华北地区的走私贸易因之猖撅，走私之初的大宗货物便是白银。 　　一、走私白银的规模与数量 　　白银成为首要的大宗走私商品与美国政府有关。1934年6月，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世界银价猛烈上升。纽约银价从1934年7月每盎司46. 25美分，到1935年4月最高达81美分。伦敦市场亦从21便士，升至36. 25便士。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仅有实行银本位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用银国。由于世界银价上升的速度与幅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应变能力，因此，中外银价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34年10月中旬，每一个中国银元(含银量0. 7555盎司)所含白银价格在国外比国内高出1/4以上，至1935年春，国外银价高出国内银价更达50%以上。外国在华银行以运出口有利可图，遂将纯银和收购的白银大批运售国外。 　　当时日本在山海关等地设立收购机关，用纸币高价收买白银，致使每一千元银元被运至山海关可使运银者获利五六十元到一百六十元不等。大批日朝浪人在日本官方支持、纵容和庇护下，趁机在各大商埠进行猖撅套购白银及走私活动。他们套购白银走私的方法是:由日鲜浪人手持各外国银行钞票购物，如找回中国银行钞票时，诬以“不能兑现”加以拒收。如此往返多家，风潮四起，中国钞票竟无人敢用，持有该钞票者急于脱手，一时脱手不出就争相汇兑银元。其次，他们又持中国某一银行所发之钞票以多换少，制造该行发的钞票有贬值假象，从而使手中持有该行钞票的华商争相汇兑现银。这样一来，平津两市的中国银行门前，人山人海争兑银元。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仅就天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兑出的白银就达1682103元，北平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仅交通银行一家就兑出了白银1629600元，使库存银元达到了最低点。 　　可耻的白银走私在1935年上半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有报告称，仅由山海关一地外流的白银达“以日计十五六万元，如以月计约有四百余万元之计”。因此津东各县在1935年4月中旬已有现银非常缺艺“曾设法由平津运银接济，但不数日即被吸收净尽”，仅唐山一市半月来偷运出唐之现洋达七十余万元，目前全市所存现洋只数万元的现象;而“一般奸商因铁路沿线现洋吸收净尽，收买困难，故近又深入长城各县收买，致迁安、遵化等县现洋亦感缺乏”。 　　不过，当时中国海关仍可行使部分职权，多次侦查日韩人偷运银元事件，1935年4至5月间经秦皇岛海关缉获之私运银元共达177900余元。到了5月底，因为先后发生角楼湾事件和罗城事件，日方藉故向海关提出要求条件，海关迫不得已，予以接受，自是以后，海关的缉私活动受了很大的打击。自1935年6月初中国海关接受日方要求，撤消长城上缉私工作后，白银走私情形更趋恶化。一位外籍记者在报告中写道:几个月前，私运现银之徒，尚须运用种种秘密方法，始能通过边境，其中最为普通者，即为由长城之上，将私运之现银，掷过边界。但日军强迫海关巡队解除武装之后，各私贩已可公开出入，即不复再有被搜获之虞。盖因彼等常成群结队而行，路警及关员方面，如欲加以干涉，即起而反抗也。” 　　据统计，1935年1月至8月，由万家屯车站装运沈阳、锦州、安东、绥中等地的大洋共有8745箱，重727677公斤，价满圆。又据正金银行天津分店调查，1935年1月至11月中旬经由山海关私运出口的现银有448880千元。同时，日本天津驻屯军调查1935年1月至10月经由山海关私运出口的白银有41343千元。 　　日本将偷运出的白银一部分存入伪满中央银行，以填补傀儡政权金库的空虚，绝大部分则送到韩国、日本，熔炼为纯银再运到伦敦市场高价抛售，牟取暴利。据驻新义州领馆电称“闻近来东三省现银密输于朝鲜、日本，为数甚拒，即安东一处，每日约有十五万元。其他大连、图们江各处，为数更多。此项现洋，概由长城各口及河北、山东沿海秘密转运而来”。又汉城朝鲜商工新闻在1935年5月1日的报导中，披露有大量中国银元流入汉城，其数量之多“有如山积，遂与银杯等熔铸一炉，以电气分解，成为纯银。铸成九贯(一贯合3. 75公斤)重之银块，其成份为99.9%，再往海外输送。4月27日由横滨出口之靖国丸运往伦敦之生银，计重1070贯，价值日金39万圆”。因此，日本在中国的白银风潮中趁火打劫，大发横财。 　　二、国民政府的应对之策 　　白银走私外流如此严重，国民政府不得不急谋对策。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财政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