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pdfVIP

究”。左翼浪漫文人那里，理想的鼓舞与浪漫的热情使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对自己从日 本、苏俄那里搬用的非马克思的理论毫不怀疑，而且“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这并不仅仅是 人们通常所说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因为这些政治修辞只是一种事后追认的现象概括，并没 有指出这现象背后的精神根源与精神实质，即把革命理念宗教化、神话化的浪漫主义热情。进 而言之，左翼文艺运动史上盛行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虽被张闻天、冯雪峰等人一再批评，但始 终是久治不愈的顽疾。原因固然很多，但与浪漫主义热情过剩，而坚实、完整的学理基础相对 缺乏造成同一信仰的歧义性无疑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三十年代文艺与革命的论战中被“挤” 着去读普列汉诺夫等人的书，也是不满于标语、口号的虚空，这可以算是一个反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大批知识分子的激进化与左翼化是在一片“打倒智 识阶级”的口号声中拉开历史序幕的。喊出这一口号的一些留日或留俄的左翼青年文人，受 苏俄、El本左翼激进思潮的影响与冲击，要打倒自己，目的是为了革新自己的人格结构，从而引 导一场“新兴的阶级革命”。但这种以颠覆知识阶级的形式来完成革命性改造的现代动机，却 充满了反理性、反智性的偏激与狂热。这种“左”倾幼稚病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出身与本性 就有一种“原罪”，即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而促使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觉醒、解 放并走上革命道路的个性、个人主义，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概念”。这正是马尔库塞曾痛 加批判的庸俗唯物主义：个体向“集体意识投降”，使“每一个个体的主体性”都“趋向于被消融 这样一种产物，并且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不可证明性。无独有偶，自谦“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 汉”的鲁迅也很辛辣地指出：“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已主 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 涨的社会解放的热情所覆盖，现代知识精英成为有“根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动机所驱使 的自励、自新变异为被迫在革命的血水中淘洗罪恶、获取救赎的自罪、自耻。因而，这些“翻着 筋斗”去“突变”的浪漫化的知识英雄在“唯我独尊”、“唯我独左”后也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 的理性立场。这样，这些反专制、反压抑的自由理想主义者不得不走向自己设定的悖论中：在 “五四”启蒙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与“新启蒙”的集体主义、阶级主义的文化错位中，曾经一体的 个体信仰发生了断裂，追求自由的反抗精神扭错为个性解放与革命信仰的对立。 但另一方面，这些具有强烈的个性意识，怀抱自由理想走上革命的浪漫文人并不能割断 “五四”文化的精神脐带。蒋光慈、洪灵菲、殷夫等人在同一时期的诗歌、书信中所流露出的 “矛盾”，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立的存在和绝非情绪意义上的焦灼。我们不怀疑他们 政治信仰的真诚，又不得不看到他们对以自我狂热意志改制的革命理念的迷信。进一步说，日 共的福本主义之所以引起了他们的共鸣，除了激进主义的时代语境原因，还在于它鼓吹知识分 子的“先锋”作用迎合了这些青年文人强烈的个性需求。因而，既要真诚地坚持他们以自我意 志改制的革命信仰，又不能完全抑制和背叛浪漫文人天然的个性需求，他们不得不在急进思潮 制造的二元文化语境中陷入两难和历史的悖论之中；同时，“新启蒙”要表现革命意义而刻意 与“五四”断裂的文化错位又必然带来严重的心理失衡。 其实，在近代中国，任何革命都与知识分子有亲缘关系。革命性的现代学理是由先觉的知 识分子率先倡行、鼓吹并践行的；而知识分子先觉意识的获得，首先是在现代思想影响下通过 】37 FE!i孽毡i鏊 自囊霎萋 露g；÷ 要菩}自夸咧 垂jj龟 ；萱馨l蠢匪i 耋；i；i’!i墼{ji}； 囊羹鬟羹鬻羹薹攀羹薹鋈粪鏊 奏篓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