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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定市钱氏家族学术成就考论 嘉定钱家族对清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嘉定有“九钱”这个词。史念海赞道:“其时海内名家, 虽不可数计, 然‘嘉定九钱’实不愧一时儒宗, 九钱者:大昕晓征、大昭晦之、塘学渊、坫献之、东垣既勤、绎以成、侗同人、东壁星伯、东塾学仲, 一代文物, 萃于一门, 堪称嘉话。” 我们将嘉定钱氏家族当作一个整体来探究其史学渊源及其继承, 将嘉定地区放在整个江南大学术背景来看, 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嘉定钱氏家族, 与此同时, 嘉定钱氏家族也有其学术继承的内在理路。 一、 从时间上来看,江南学术的发展只是通过官方修书活动进行的。在这既 宗族社会自商周以来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 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学家们的成长也在宗族中汲取着丰富的营养, 宗族能够提供其族员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而富裕的江南宗族更是如此。“儒学家不能凭空杜撰出一套政治文化图式, 他们的精神形态镶嵌在广泛的、以宗族血缘纽带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 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变化面面观》曾提出过“江南学术共同体”一词, 这一地区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因为考据学的发展和成熟是一个群体性事业, 它从时间的跨度上来说明江南学术的发展并非偶然。自魏晋南北朝后,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 南方人逐渐控制着学术事业, 北方人失去了主导地位。经济精英往往与社会精英关系密切, 宋、元、明三朝多数重大学术思想都是由南方人首开风气。满族入主中原, “江南士子扮演了‘国家精英’的角色, 因而能够把江南学术的活力, 风格移植到北方。这种移植是通过官方修书活动的政府赞助机构以及江南学者占有优势的清朝书院制度实现的, 1780年官修《四库全书》聘用的大多数杰出学者来自江南”。 王纪录在《钱大昕史学思想》一书中将嘉定学者的学术渊源继承追溯到明代归有光的嘉定讲学。王纪录对这一推理是有依据的, 我们在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归震川》一文里可以看到他对归有光及其高徒唐钦尧等人的钦慕, 如钱大昕引同乡孙岱说:“生于先生讲学之乡, 濡染教泽, 诵先生之文。” 明朝中后期王学兴起, 王学空谈学风在江浙一带盛行, 但嘉定地区的学者却敦尚古学。明末清初, 嘉定学者提倡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 提倡用考据的方法治学。严衍、黄潡耀、侯峒曾等都是杰出代表, 钱大昕对他们也是十分推崇。钱大昕为严衍立传, 对严衍的治学风格和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先生独专心古学, 耻以词华炫世……于史学皆史实事求是, 不肯妄下雌黄, 其所辩正, 皆确乎不可易……其有功于《通鉴》者, 胡身之而后, 仅见此书耳。”《 (潜研堂文集·严先生衍传》) 钱大昕这样评价严衍及其学术, 是对嘉定学术传统传统的认可。由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 嘉定地区的学术有其自身的学术传统。 二、 钱大昭的学术渊源 对于钱氏家族来说, 嘉定地区独特的学术氛围对他们的影响外, 家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则更为直接。钱大昕的祖父钱王炯和父亲钱桂发对钱大昕兄弟成才的启蒙和教导极其重要, “比五岁, 亲授以经书” (《潜研堂文集·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卷》) 。钱王炯授书乡里, 博览群书, “家贫, 以课徒自给, 亲旧家有藏书, 辄借读之, 虽盛暑冱寒, 未尝一日少辍……府君于四部书靡不研究, 旁及卜筮禄命之术” (《潜研堂文集·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卷》) 。钱王炯对小学颇有研究, 认为治学先从小学始“又谓读书必先识字, 故于四声清浊, 辨别精审, 不为方音所囿。其教子弟五经句读, 字之偏旁, 音之平仄, 无少讹溷。士大夫有难字疑义, 从府君取决, 皆得其意以去” (《潜研堂文集·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卷》) 。有《字学海珠》三卷, 《星命琐言》一卷留世。钱大昕受祖父钱王炯的影响而研究小学, 钱东壁说:“曾大父夙精小学, 教以训诂、音韵, 府君能贯通大意。府君研究小学自此始。” (《钱竹汀先生行述》) 钱大昕日后的成就与其祖父钱王炯的教导密不可分。 钱大昕父亲钱桂发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 钱桂发“少承庭训, 以读书立品为务……授业二十年, 遇少年质美者, 必教以兼通古学, 勿蹈科举空疏之漏” (《潜研堂文集·先考赠中宪大夫府君家传》) 。钱大昕说:“府君少读书, 不屑屑记问章句, 习科举子业, 涤烦去滥, 一以先正为师。” (《潜研堂文集·先考小山府君行述》) 由此, 我们可知钱桂发的治学与嘉定地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钱大昕、钱大昭兄弟也受到父亲钱桂发的影响而崇尚古学。可见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在治学方面多承其家学, 尤其是小学, 作为启蒙之学为他们日后的学术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大昭除了其家学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外, 还有与钱大昕不同的地方, 钱大昭生于乾隆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