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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贵族的吴声西曲创作与传播 郭茂元在《乐福诗》中收集的《清商业歌》的“歌”是吴声歌和西曲歌，它们是东晋和南朝乐福路的西曲歌。相对于汉魏时代的清商乐,这部分乐歌称为清商新声。民间乐歌向社会上层渗透需要一个过程,东晋虽然吴歌流行,士人对俗乐的激烈批评也更为多见,而且东晋皇族对兴起不久的吴声歌曲似乎没有明显的反映。这种情况到南朝时代就有很大改变,蔑视和批评大大减少,摹拟作品大量出现,而且皇族成员对吴声西曲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不仅热衷于欣赏和表演,还亲自参与创作,通过各种途径提高民间俗乐的地位,直接推动了吴声西曲走向雅化的历史进程。本文拟就南朝皇族的出身及其审美趣味、皇族子弟任职荆州、皇族参与商业运作以及梁武帝改乐等几个方面,阐明南朝皇族对吴声西曲创作和传播的贡献。 一、 表演的情形相同 南朝帝王出身于东晋中后期建立的北府兵,在进入北府效力之前,他们则是西晋永嘉前后从北方逃到长江流域的流民。宋武帝刘裕少时生活贫苦,以卖履为业,曾经伐荻薪洲。受到生存条件的限制,刘裕的文化修养远远不能同东晋皇族或者中原高门相比,即便到做了皇帝之后,也长久保持着旧日的作风。东晋南朝士族多善书,刘裕书法鄙拙,难免为士族所耻笑,所以刘穆之曾经出主意为之遮丑。 南朝乐府歌辞的绝大部分都是情歌,“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之艳情讴歌,几于千篇一律” 南朝皇族摹拟或改作吴声、西曲的情形十分普遍。宋少帝刘义符曾制作吴声《前溪歌》若干首 创作之外,南朝皇族在各种场合欣赏清商曲表演的情形可谓史不绝书。《宋书》卷四《少帝纪》说少帝通晓音律,景平二年(424年)被废时,皇太后下令责让他在武帝尚未安葬的时候,竟然“征召乐府,鸠集伶官,优倡管弦,靡不备奏”。《宋书·乐志》载,宋孝武帝刘骏曾经将出于民间的“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殿廷”。杂舞曲与吴声、西曲都属于清商乐,而且拂舞也出自吴地,其音乐同吴声歌曲当有相似之处。金石乐器是朝廷郊庙雅乐的标志 齐高帝幸华林宴集,使群臣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子夜来》是吴声的重要曲目之一。为齐高帝弹琴的王僧虔,曾经是反对吴声西曲最激烈的人,据《南史》卷二二本传载,刘宋后期,“王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礼乐,多违正典,人间竞造新声,时齐高帝辅政,僧虔上表请正声乐”。王僧虔弹琴的举动,或许是迫于无奈,但由此更加能够看出齐高帝对俗乐的酷爱。《乐府诗集》卷四六记载齐武帝萧赜的一段故事说: 南齐时,朱硕仙善歌吴声《读曲》。武帝出游钟山,幸何美人墓,硕仙歌曰:“一忆所欢时,缘山破芿荏。山神感侬意,盘石锐锋动。”帝神色不悦曰:“小人不逊,弄我。”时朱子尚亦善歌,复为一曲云:“暖暖日欲冥,观骑立踟蹰。太阳犹尚可,且愿停须臾。”于是俱蒙厚赉。 朱硕仙、朱子尚所歌《读曲》在格调上略有不同:前者通俗,接近民间作品;后者略为典雅,带有文人气息。齐武帝虽然在表面上有所轩轾,却无法遮掩骨子里对民歌的喜爱,否则歌者就不会“俱蒙厚赉”了。齐东昏侯萧宝卷喜爱清商曲,曾经“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儿子》(西曲之一)” 汉高祖刘邦籍贯战国时楚国旧地,故西汉皇帝多喜好楚歌楚舞;汉末曹操出身于非儒家的寒族,这不仅影响到曹魏初年的用人政策,同时也塑造了他们平民化的审美品格,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和陈思王曹植都十分喜爱来自街陌委巷的相和歌和清商三调,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南朝政权更迭频繁,但吴声西曲却是历代帝王、宗室的共同喜好,这种艺术趣味的形成,同样与皇族的社会出身有很大的关系。 二、 景观音乐生成的背景 《乐府诗集》卷四七引《古今乐录》云:“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王运熙先生指出,西曲产生的地域北起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东北至寿阳(今安徽寿春),东抵豫章(今江西南昌)、浔阳(今江西九江),南至巴陵(今湖南岳阳),西达巴东(今湖北奉节),而以江陵(今湖北江陵)为中心。 六朝时代,荆州是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南朝的开国皇帝及其后继者,鉴于荆州的特殊地位,吸取东晋荆州势力尾大不掉的教训,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荆州的控制。刘宋以后,荆州军政大权往往都由宗室亲近子弟掌握,一般不会授予他人。《宋书》卷五一《临川王义庆传》说:“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 宗室子弟坐镇荆州,既是强化皇权的重要手段,同时也加深了皇族同荆州风俗文化的接触。喜好民歌俗乐的南朝皇族,在荆州任职期间迅速被西曲所征服,对促进西曲的创作、传播和流行,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云:“宋、梁世,荆雍为南方重镇,皆皇子为之牧,江左辞咏,莫不称之以为乐土。故隋王作《襄阳》之歌,齐武帝追忆樊邓(作《估客乐》)。”据《宋书·乐志》和《乐府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