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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效应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和气候资源的总称。这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与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因素之一。这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人类社会与周边环境息息相关, 脱离了这个环境, 人类就无法生存, 更谈不上自身和社会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者和广大民众, 曾经为改善环境生态付出过辛勤劳动和心血, 他们有关生态环境的思想观念和对生态命题的诸多合理见解, 对现今环境保护和环境科学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 体现出人类与神性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在这规定,汉武帝执政期间,政府对建元时期生态重要的空间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道家、儒家等学派都具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 他们都主张天人合一,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老子提出“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1] ( P63) 的宏论, 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 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人们只有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 方可达到庄子所论说的“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2] ( P39) 的境界。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对天人合一观念也多有阐发。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以“仁”待物, 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中庸》说: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这都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孟子提出: “尽其心者, 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3] ( 卷13, P288) 他所追求的是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途径, 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3] ( 卷13, P294) 的境界。荀子曰: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4] ( 《天论》, P285) 即万物只有互相协调、互相依赖才能生存发展。自先秦开始, 天人合一观念就成为人们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方式之一, 天人协调是最高理想,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承先秦诸家遗绪,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帝王非常崇尚古代圣王仁政下的生态和谐、泽被群生观念, 他们不仅秉承明君贤哲天人合一的观念, 还在其施政方针中体现出人类与天地自然和谐的生态理念。如曹丕“让禅第三令”中说: “夫古圣王之治也, 至德合乾坤, 惠泽均造化, 礼教优乎昆虫, 仁恩洽乎草木, 日月所照, 戴天履地含气有生之类, 靡不被服清风, 沐浴玄德; 是以金革不起, 苛慝不作, 风雨应节, 祯祥触类而见。”而在自己执政时期, “百姓寒者未暖, 饥者未饱, 鳏者未室, 寡者未嫁……士民未安于内, 耳未闻康哉之歌, 目未睹击壤之戏, 婴儿未可托于高巢, 馀粮未可宿于田亩……河未出良马, 山未出象车, 蓂荚未植阶庭, 萐莆未生”[5] ( 卷2, 《文帝纪》) 。他反思自身, 认为自己的统治没有实现“古圣王之治”下的风调雨顺、天地万物和顺协调之景象, 因而不受玺绶, 以此鞭策自己, 体现出曹丕执政理念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司马昭在给后主刘禅的策命中也指出: “孕育群生者, 君人之道也, 乃顺承天者, 坤元之义也。上下交畅, 然后万物协和, 庶类获乂。”[5] ( 卷33, 《后主禅》) 即为君之道在于调和天地、孕育群生。晋武帝在诏书中将“允协灵祗, 应天顺时”[6] ( 卷3, 《武帝纪》) 作为褒扬晋文帝政绩的标准之一。东晋哀帝在禅位刘裕的诏书中提出: “帝王者, 宰物之通器。”[7] ( 卷2, 《武帝纪》) 认为帝王的职责在于从政治民、掌理万物。齐高帝提出: “夫肇自生民, 树以司牧, 所以阐极则天, 开元创物, 肆兹大道。”[8] ( 卷2, 《高帝纪》) 梁武帝向往“泽漏川泉, 仁被动植, 气调玉烛, 治致太平, 爰降嘉祥”[9] ( 卷3, 《武帝纪》) 的仁政。梁简文帝认为帝王应当做到“育物惟宽, 驭民惟惠”[9] ( 卷4, 《简文帝纪》) 。这些帝王诏书政令均体现出他们对生态和谐状态的积极向往和追求。 同时, 受儒家天人感应的天谴灾异学说的影响, 当时的统治者认识到阴阳不调、生态恶化会导致灾害频发、群生罹难, 并将其原因归结为自身德行或执政方式有阙, 会主动下罪己诏改正错误以顺应民心。如魏文帝认为“灾异之作, 以谴元首”[5] ( 卷2《文帝纪》) 。晋武帝太康七年 ( 286 年) 诏曰: “比年灾异屡发, 日蚀三朝, 地震山崩。邦之不臧, 实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 极言其故, 勿有所讳。”[6] ( 卷3《武帝纪》) 晋元帝太兴元年 ( 318 年) 诏曰: “朕以寡德, 纂承洪绪, 上不能调和阴阳, 下不能济育群生, 灾异屡兴, 咎徵仍见。……雷震暴雨, 盖天灾谴戒, 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 其各上封事, 具陈得失, 无有所讳, 将亲览焉。”[6] (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