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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魏朝的外部政治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以宗室政策和预备政治为表现形式的额外政策最明显的是汉代和唐代。介于两汉和隋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分裂割据为主要特征的时期。其外戚政治承前启后,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 古代皇帝婚配思想 三国时期,由于斗争激烈,曹魏政权一直由年富力强的皇帝或权臣所掌握,外戚、后妃虽有一定的力量,但不能与权臣相抗衡。曹魏建国之初,惩于两汉外戚之祸,文帝曹丕对后妃预政、外戚辅政制定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他发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并强调要“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魏氏“三世立贱”,《三国志·魏书·后妃传》曰:“魏自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贱”,这在古代帝王婚配问题上确属罕见的现象。在当时即已深受封建上层社会舆论的批评和指摘的。《三国志》卷5裴注引孙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杨至德。恢王化于《关睢》,致淳风于《麟趾》。及臻三季,并乱兹绪,义以情溺,位由宠昏。贵贱无章,下陵上替,兴衰隆废,皆是物也”。认为曹魏婚姻非名门望族,丧失了封建社会政治婚姻的根本原则,所以自明帝之后政权就旁落了,因而孙盛不胜感慨,“本既卑矣,何以长世?”但也有人认识到曹魏政权“立贱”的真正目的和积极意义。陈寿在《三国志·后妃传》“评”语中说:“魏后妃之家,虽云富贵,未有若衰汉乘非其据,宰割朝政者也。鉴往易轨,于斯为美”。认为魏氏“立贱”的目的是接受两汉经常出现母后临朝外戚辅政的局面,而这些后家大都出自高门大姓的教训,避免重蹈前代之覆辙,防止政权旁落于外家。曹丕杀甄夫人,据《汉晋春秋》载:“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甄氏出身“世吏二千石”的高门大族,曹丕先杀甄氏而后立其子睿为太子,这与曹丕抑制后妃外戚与政的思想是一政的。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曹魏外戚“虽云富贵”,但没有政治前途。高贵乡公皇后、陈留王皇后,均出自琅邪卞氏,一门三后,可谓盛极一时,但当朝政者无卞氏族人。同时因曹魏政权存在时间不长,在外戚羽翼未丰之际即已遭到改朝换代的厄运,因此,终魏之世后妃、外戚均未能取得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没有后妃预政、外戚辅政现象的出现。 二、 贾后的“优化” 西晋统治者兵不血刃轻易地取代了曹魏政仅,因此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曹魏皇室孤弱权臣肆虐的覆辙。他们与曹魏一样认识到“若以妃后外亲,任以朝政,则有王氏倾汉之权,吕产专朝之祸,若以同姓至亲,则有吴楚七国逆乱之殃”,同时及时汲取曹魏灭亡的教训,认为“不可事事曲设疑防” 晋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受后党” 由于惠帝痴呆柔弱,贾后擅权,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皇后预政的现象,即在丈夫尚在的情况下皇后即已独揽大权。贾后操纵着形同傀儡的晋惠帝,利用宗室对外戚杨骏的仇恨,消灭了杨氏势力,之后又以擅杀的罪名处死了楚王玮等,控制了朝中局势。虽然贾后预政的数年之中,“朝野宁静”,但矛盾并未解决,相反却播下了更大规模政变的因子。贾后与杨骏一样,也排除异己,委信亲党。贾模,后之族兄,“拜散骑常侍,二日擢为侍中”,右卫郭彰,后之从舅,并居要位,豫参权势世人称为“贾郭”。贾后养侄贾谧亦参管朝政,干预国事,权侔人主。贾后家族的专权引起了宗室诸王空前的嫉恨,赵王伦发动了又一次宫廷政变,废杀了贾后,消灭了贾氏死党。以此为开端,演出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西晋政权终于走向毁灭。 三、 门阀制度的发展 东晋门阀士族与外戚的合流,呈现出外戚政治的新格局。 早在西晋时期,门阀士族即已取得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广泛参与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西晋诸王在其封国内一般都重视士人,与他们结交,甚至姻娅相联,主臣相托,如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氏、诸葛氏、颜氏等都关系密切。后来围绕在东海王越周围一派的士族辅佐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左建立起偏安的东晋政权,确立了门阀士族与司马皇室共天下的门阀政治格局。 东晋外戚政治是西晋时外戚政治的延续。西晋对外戚一味依赖,决定了对后妃的选立必然是高标准的。晋武帝选太子妃有五条标准:贤、多子、美、长、白。封建正统观点认为,只有高门大姓的子女贤淑令德,能够辅佐皇帝更好地治理天下,其统治也必然会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广泛支持,从而长盛不衰。《晋书·武帝妃》泰始十年诏日:“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以法令形式禁止非大姓出身的媵妾登妃后之位。晋武帝时甚至六宫仕女也大都是公卿以下子女,武帝“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门阀士族受到曹魏抑制后至此重新抬头,他们垄断了后妃之职,从而开始了门阀士族与外戚合流的过程。西晋时门阀士族虽然仍是皇权的附庸,但门阀士族与皇室的结合发展到江左,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