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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理论分析 　　摘要：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观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纵向交易；交易合约；合约结构；煤炭企业；电力企业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58-07 　　 　　一、引言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是诸多重要纵向交易关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这种代表性一方面表现在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涉及到的两种社会基础产品的特殊属性，另一方面表现在煤电冲突较为突出。国家曾经试图通过政府协调机制和出面组织，化解煤电冲突，但收效甚微。煤电纵向关系最重要的形式是煤电纵向合约关系。由于历史形成的“惯例”，煤电企业之间采取“一年一签订单的缔约方式”。虽然，国家不断改变协调机制，但这种缔约方式基本未变，延续至今。 　　煤电冲突的表现形式在于电煤价格的博弈，其本质在于煤电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化解煤电冲突、优化煤电纵向交易合约是许多学者试图解决的难题。林伯强分析了电煤“价格双轨制”、改革路径和“煤电联动”的影响。于立等运用“纵向价格双轨制”理论分析了“电荒”出现背后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改革的策略。于立宏研究了长期契约中的选择权契约形式和价格调整机制。克莱因构建了“敲竹杠”模型，分析了规范契约条款的成本和默认契约的自动实施问题。 　　我们认为，交易合约具有结构性特征，选择最优的合约形式就是根据成本最小化原则科学判定合适的合约结构变量。影响合约结构变量的主要成本因素是总交易费用、购置成本和不确定性风险损失。进一步，重要影响因素包括清晰界定产权和立约权竞争、不确定性和社会容忍度、运输半径和电煤紧张程度等因素。本文借助于杨小凯新型古典微???经济学模型，分析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的选择，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结构与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1．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 　　合约即契约，是从万民法基础上的罗马法体系沿袭而来。从法律角度理解，合约是指两人或多人之间为在相互间设定合法义务而达成的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协议，规定缔约当事人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合约不仅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更是交易的微观制度，体现的是一种基于合意、自然秩序的契约精神和用以寻找、辨别和商讨交易机会的工具。克莱因认为，合约是“通过允许合作双方从事可信赖的联合生产的努力，以减少在一个长期的商业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张五常则认为合约是当事人在自愿的情况下的某些承诺。威廉姆森通过研究契约与交易的关系，把合约看成为交易的微观规制结构。在博弈论的框架下，合约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 　　根据上述，从本质上讲，合约是一种“合意”，既规定了缔约当事人的具体权利和义务，同时又交易了缔约方当事人的微观制度。遵从合约本质，那么，合约的结构变量可以通过合约期限和合约关系衡量。进一步细分，合约期限变量又可分为长期合约和短期合约两种；合约关系变量又可分为普遍关系合约和特殊关系合约两种。普遍关系合约是指缔约过程主要借助于立约权竞争方式，通过市场竞争实现降低交易风险和实现交易目标的交易方式，缔约双方发展的是较为纯正的市场信用关系，合约权益规定较为明确，完全合约的特点更明显。相反，特殊关系合约更多的是通过缔约双方业已积累的友情和信任实现合约的缔约和履行，产权关系界定更复杂，交易合约更具不完全合约特征。与合约期限变量相联系，普遍关系合约与短期合约相伴生，特殊关系合约与长期合约相伴生。考虑到在中国环境下，纵向交易产业链中交易主体的类型差异可能影响交易合约的正常实施程度，所以，进一步引入合约对象结构变量，以完整地反映我国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现实选择问题。综上所述，煤电纵向交易合约的结构变量包括合约期限变量、合约关系变量和合约对象变量。合约对象变量又可分为大企业和小企业两类。 　　2．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合约选择分析框架 　　基于分工合作的现代企业，实现企业功能完整化的方法只有一个，即采取产业链整合方式。也就是说，需要具备各自核心能力和产业功能环节的企业通过交易，实现最终产品制造。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产业链的整合和衔接，企业功能的优势互补，是通过合约形式实现的。企业合约的目的，一方面可以形成较为稳定的市场预期和信任机制，依此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市场不确定性，降低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