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老家谱从2500年前开始.docVIP

浙商老家谱从2500年前开始 　　编者按： 　　浙商是谁，谁是浙商？从古至今，浙江商人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浙商是当今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投资、经营群体，具有鲜明的内涵和特色。浙商的影响，主要不是名人大家，而是深厚的民间基础与庞大的群体阵容。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一个观点：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具活力也是最会赚钱的人群。 　　从本期开始，“品茗斋”将连续刊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先生撰写的专题系列文章，解读雄居商界却低调得近乎隐形、创造了辉煌的商业繁荣和文化成就的浙江商人，以期有所启发。 　　 　　陶朱公：浙江商人的远祖 　　 　　在中国历史上踩出“第一个脚印”的浙商，应该是2500年前的陶朱公范蠡先生。按照今天的标准，范蠡是一位报纸的“时政、财经、娱乐”三个版面都会为他留出位置的成功人士。中国民间社会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有一位全行业供奉的“祖师爷”，范蠡先生就是商人的“祖师爷”。他也是中国商人写入史书第一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列范蠡为第一。东亚儒家文化圈研究范蠡经营思想的人很多，日本经营学博士酒井甫指范蠡为世界经营学第一人，有的大学甚至开设“范蠡经营学”课程。对老祖宗了解越来越少的当代人对范蠡应该是一点不陌生，因为经常可以见面――寺庙或商家供奉的财神爷之一的文财神就是陶朱公范蠡，而他与浙江诸暨西施之间英雄美女的传说，也为他增加了更多浪漫的传奇色彩。 　　范蠡的老师是老子的学生文子，这位老子的徒孙深谙人生必须顺应天道的道家智慧，务实、低调而深具经邦济世之才。范蠡重视商业，越国崛起乃因商而兴。古代社会士、农、工、商四民，商列末位。远在商人尚未成形的春秋时代，范蠡就提出农商并重，主张“节事者与地”，又主张“无旷其众”。他认为“谷贱病农，谷贵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主张“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他创造了“平粜法”――国家规定粮食最高最低限价。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发展。“夏则资皮，冬则资绵，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越国的国力因为这些大胆前卫的政策而强盛。 　　范蠡农商并重的重商思想和成功实践，与浙东学派王阳明、顾炎武等人的学说异曲同工，而后者被公认为现代浙商崛起的精神文化源头。所以，顺着当代浙商发育成长的历史溯流而上，可以发现第一股涓涓细流是从范蠡的思想中流淌出来的。 　　公元前489年，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报仇成功之后，明白“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残酷无情，知道危险的敌人解决之后，功臣良将就成了最危险的人。而他深知处心积虑城府极深的越王勾践“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安”，认定这是一个不可共富贵的主子。于是他果断急流勇退，乘舟浮海逍遥而去。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中国史上官员下海第一人”。 范蠡以前任国相之尊，最初“耕于海畔，苦身戳力”。他发挥善于经商理财的天赋，三次富甲天下，三次散财殆尽周济平民百姓。陶朱公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经商之道，还在于当时普遍轻商的社会环境下，以自己的实践告诉人们：人可以不通过仕途，而通过经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对后世浙商极有意义。 　　民间传说还相信，中国的秤，即传统沿袭使用二千多年的木杆秤，就是财神爷陶朱公发明的。据说他受到灵感启发，用一根细直的木杆，一头拴上吊盘，用以盛装货物，一头系一把斧头作为秤砣。他决定将一只斧头的重量定为一个单位，因为斧头古代的别名为斤，这也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计量单位“斤”的来历。陶朱公将这个称量计重的工具起名叫“秤”，表示做生意要公平心平、童叟无欺。 　　为了更精确的称量货物，陶朱公将秤杆上一斤的距离平分为十三份，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作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十三颗星代表一斤。但是，时间一长，范蠡又发现，一些心术不正的商人，卖东西时缺斤少两，他决定把秤再作改进，警告奸商用秤要公平心正。在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之外，再加上福、禄、寿三星，以十六两为一斤。他告诫商人，经商必须光明正大，不能去赚黑心钱。并说：“经商者若欺人一两，则会失去福气；欺人二两，则后人永远得不了俸禄；欺人三两，则会折损阳寿！”可惜现在的很多生意人，已经根本不相信还有什么“老天有眼，因果报应”，不要说欺人三两，只要银子能进我口袋，就是有毒有害的食品也照卖不误。倘若范蠡再世见到后辈如此作孽，不知会作何感叹？ 　　这样一位传奇的历史名人，自然免不了身后被各地争抢。到目前为止，河南南阳、山东定陶、安徽涡阳、浙江诸暨等地都在竞争范蠡的“原产地”，应该说这些地方跟范蠡都有关联――或者出生地，或者归宿地，或者发迹地。浙商奉范蠡先生为其始祖，不会有什么争议――浙江是范蠡从政、下海的地方。而且种种证据表明：时至今日，陶朱公的精神思想，一直流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