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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化改革普适性解析拉美新自由主义路径批判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公共领域民营化改革已成为席卷全球的且无法抗拒的浪潮。尽管拉美等国被动的民营化实践证明：缺乏普适性的西式“休克疗法”并不能使公共事业改革走向“善治”，然而随着皮埃尔?布迪厄的去世和乔姆斯基的“投降”，“对新自由主义的思考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新自由主义”蔓延的野火之中，欧美民营化的“典范”被无限制复制，甚至在中国，民营化也渐趋成为一种主流思想，反思的声音越来越微不足道，但布迪厄们的批判却警告我们：在对新自由主义民营化的“普世价值”――公民社会、自由市场、民主等主张顶礼膜拜时，更应该反思“普世价值”的普适性，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之于中国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民营化；普适性；新自由主义；皮埃尔?布迪厄；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0-0021-10 　　 　　一、导言 　　 　　毋庸置疑，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力推之下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民营化也成为近三十年以来公共事业改革的主流模式。同样，我们承认新自由主义奉行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已经成为了一种普世性的价值，但理论本身不会有任何积极或消极的成分，其作用的或正或负则看操之于何人之手，应用于何时何地，即“普世价值”的普适性问题。 　　欧美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改革，适应了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需要，是适时适地的；拉美等国的民营化实践，则是一种被动的，由西方主导的，是在不合适的时间、不合适的地点、以不合适的方式进行的一场不合适的改革。然而，西方主流学者却不愿承认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美洲开发银行的两份报告辩称，结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初期付出代价是必然的，尽管拉美改革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拉美国家获得了比20世纪80年代更高的经济增长，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分配状况的恶化趋势得到抑制，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基本上建立了外向型市场经济体制，巩固了政治民主，为拉美地区的长期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综观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民营化、市场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无需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声嘶力竭的声讨或是盲目的追捧，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民营化改革在拉美的示范效果为鉴，在皮埃尔?布迪厄《遏制野火》的反新自由主义的悲情一呼的震撼中，重新解读民营化的普适性，以期为中国的公共事业改革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并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之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二、民营化：新自由主义的解读 　　 　　西方公共事业是政府以福利国家思想为指导，以预防市场失灵、社会失衡和保障社会公平为目的而建立的邮政、电气、供气、供热、供水、排水、公共交通等具有公共性或者准公共性的企业，是凯恩斯主义对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反思。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滞胀危机的出现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壮大，公共事业“官营”出现了政府失败的现象，因此西方各国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渐渐地尝试用“非官营”的手段来走出“斯诺悖论”，这就是民营化。民营化与一般意义上的私有化有些类似，具体来说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对公共事业的控制和补贴，使其面向市场，同时改变公共企业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局面，允许市场中的众多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给公共企业创造一种竞争环境，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不断提高自身效益。 　　西方民营化改革首先是一场由滞胀危机引发的经济革命，进而引起社会主流思想的变革，迫使各国政府进行的一场政治革新，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在于民营化本身，而是民营化推广过程中所蕴含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1　新自由主义：民营化的思想基础 　　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蔓延，进而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西方各国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在对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反思中，随着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新自由主义成为美英等国主流经济思想，民营化改革随即展开。 　　新自由主义主要包括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在经济方面它宣扬“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在政治方面它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国际战略中，新自由主义主张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