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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十字路口上个人所得税 　　“两会”已经落下帷幕，但“两会”上的热点之一――围绕所谓个税起征点问题的争论，似乎并没有随之平息下来。在各类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在各个门户网站上，有关个税起征点问题的报道、跟贴或留言，仍然随处可见。 　　如此的景象，之所以会在经济已经回升且步入复苏轨道的背景下呈现，可能并不仅仅在于个税直接牵动百姓利益，从来就是社会的焦点。除此之外，对于有关提升个税起征点问题的议案，相关政府部门仅以“暂不考虑”作答、而未如往年那样直面回应，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的个税改革事项，在万众瞩目之下，走到了连相关政府部门都缄默其口的地步，至少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它正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上。 　　应当说，关于现行个税的缺陷及其未来的改革方向，起码在税收理论界和税收实践层，是越来越清晰的。 　　现行税制体系中的个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名义上是一个税种，实质上分作11个征税项目：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等。对于上述不同的征税所得项目，采取的是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的是不同的税率表格。这样的税制安排格局，其优点是便于征管，可以从源征税，代扣代缴，有助于防范偷漏税。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不利于其除组织收入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功能的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来是综合而非单一项目的收入差距。在不计算综合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分别就居民的每一个单项收入征税，其所能达到的调节作用，至多只限于单一项目收入本身。除非人们的收入来源单一化，否则，针对单一项目而非加总求和之后的综合性收入的调节，无异于瞎子摸象。 　　再如，即便在单一项目收入如工薪收入的视野内，由于不同纳税人的负担状况不同，扣除负担之后的经济境遇便有很大的差异。在不计算差异颇大的负担账的条件下，仅着眼于居民的工薪收入账并随之征税，其所带来的调节效应，只会加剧既有的不公平而非有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又如，现行个税本无所谓起征点的设计。人们所说的起征点，其实是扣除额或对扣除额的一种误读。作为扣除额，其最重要的特征，应当是差异化――不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不同的扣除规定，从而体现净所得征税原则。在中国，人们之所以习惯于将扣除额误读为起征点，恰是因为，现行个税实行了标准化的扣除额――让不同经济境遇的人适用了统一的扣除标准。在忽略人与人之间的费用开支差异条件下所进行的个税调节，当然不符合净所得征税的原则，有悖于社会公平。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举出许多。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我们尚可接受这种相对粗犷的个税格局，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进程，启用相对精细的税制安排已经势在必行。正是鉴于这样的状况，早在2003年10月，中共中央便将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写入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此后不久，又通过将其载入“十一五”规划而给予了立法层面的确认。 　　有别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的基本特点，是除少许的特殊收入项目外，其余的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都须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 　　这样做，进入其调节视野的居民收入，便不再限于单一项目，而是综合性收入。鉴于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现实背景，建立在综合性收入基础上的个税调节，无疑是更贴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现实的调节。 　　这样做，先算账、再征税，便不再是一句空话。在计算纳税人综合收入账的同时，由于赡养人口不同、居住区域不同、身体状况不同而形成的负担差异，便有了据实核算、相应扣除并再予征税的可能。 　　这样做，个税计征中的扣除额，就有了实行差异化的可能。不同经济境遇的人，便可以脱出标准扣除额的局限而适用差异化的扣除规定，从而使得按净所得征税成为现实。由此，扣除额也就不再会被人们误读为起征点。 　　然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终究要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的基础上。在收获其较强的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效应的同时，如何推进这样一种以综合计征为特点的全新的个人所得税制，一直在考验着中国现实的税收征管机制。 　　毋庸赘言，迄今为止，中国现实的税收征管机制，仍停留于“间接”征收、“截流”管理的水平。这种情形，显然不适应建立在纳税人个人申报基础上的综合计征的需要。一旦走出既有的从源征税、代扣代缴的个税征管轨道，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底线”便极可能被突破，从而陷税务机关于尴尬境地。 　　正是在这种现实税收征管机制的“瓶颈”制约下，再加上个税纳税人众多、百姓纳税意识单薄等现实国情因素的考虑，从2003年一路走下来，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始终在研究层面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