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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童年 　　2007年10月，贵州遵义习水37岁的社会无业人员袁莉和14岁的辍学女孩刘某及其15岁的男友袁某3人商量，准备做“书包妹”的生意。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7月，刘某、袁某先后在县城的3所中学和一所小学门口附近守候，将李瑜、康倩、王清等十多名中小学女生挟持、哄骗到袁莉家中卖淫。 　　 　　“我不恨她，我最恨我爸！”仇怨的眼神与王清十三四岁的年龄十分不符。 　　王清是贵州习水公职人员性侵犯幼女一案的受害人之一。 　　在小姑娘的记忆中，4岁时，父母离婚，她被扔到乡下农村叔叔家里。初中到学校住宿后，爸爸除了给零花钱，从来不管她，就算她生病了，也很少来看她。倒是引诱她卖淫的刘某经常陪她聊天，说说心里话。 　　对于这些缺少家庭关爱的孩子，在遭受性侵犯的同时，往往会收到侵犯者或引诱者的礼物，如面包、糖果、书包等。由于还未形成成熟的判断力，这让她们很迷惑。 　　贵州习水案不过是湖面上投下的石子，激起了近期媒体对性侵害幼女恶性案件的关注。在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中，王清们的命运让人们惊异地发现，缺少家长有效监护的孩子往往是犯罪分子首选的猎物。 　　 　　 偶然中有必然 　　 　　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的农村，人烟稀少。懵懂无知的留守儿童，大多由年迈的爷爷奶奶做监护人，还要承担一部分野外的劳作。这给犯罪分子提供了绝佳的天时地利。 　　仅河南淅川县检察院对2005年以来所办理的62起强奸、猥亵儿童案件统计，针对留守女孩的性侵犯案件就有21起。 　　很多单纯的孩子因智力和阅历限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性侵犯，甚至把性侵害认为是游戏。一位曾被老师性侵犯的孩子，以为这种行为也是上课。 　　中国自古讲究长幼有序，在孩子的心目中，大人，特别是熟人是不会侵害自己的。这些孩子，因为缺少自我保护的能力，一旦脱离监护人的监护，很容易成为犯罪分子的猎物，甚至不少嫌犯是临时起意犯罪的。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副局长方宝山说：“现在的进城农民工和市民，整天都忙于挣钱，却对教育孩子疏忽和监管不到位，平时很少坐下来对孩子进行性安全教育和防范教育。” 　　怎么可能要求他们对孩子进行性安全意识方面的教育？毕竟在中国传统的意识中，“性”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农民工并不等于接受了现代意识的城市化。这些一心跑到城里打工要改变命运的父母，整日忙于打工挣钱，无论把孩子丢给家里的老人，还是带在身边都无暇顾及年幼子女的相关教育 。 　　家庭关爱的缺失，使有些孩子产生了性可以换感情的畸形价值观。有不少孩子被性侵犯后自愿与侵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同居。13岁的毛雨被强奸后，竟同侵害人谈起恋爱并表示不愿意告发。 　　“农民工都忙于挣钱，没空管孩子，这些孩子只要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听话。”2006年陕西省破获的首例男童被猥亵和性侵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张斌寻找的目标里面，80％是农民工的男童。张斌对自己的判断力非常自信：“我敢说10个孩子就会有l0个孩子跟着我去我的房子。”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对2006年至2008年媒体报道的340个案件进行了专项调查分析，在39个监护人实施性侵害案件中，29件发生在特殊家庭，比例高达74％。 　　但这个数据统计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还有些孩子受到侵害者的威胁，不敢跟大人说；有的监护人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事，选择了忍气吞声。 　　 　　 内忧外患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儿童遭受性侵犯专业干预专家龙迪为了找到参与研究的家庭，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媒体、反家庭暴力专家、全国妇联、公安部和地方刑警等，但寻找愿意参加本研究的儿童性侵犯受害者家庭，犹如大海捞针。对多数公众来说，性侵害还是讳莫如深的话题。 　　王清不过是无意中成为媒体捞起的一根“针”。“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转学，离开这里。”王清手腕上有自杀后留下的一道长4厘米的疤痕，“我现在还经常做噩梦，梦里许多陌生人用鞭子抽我，我声嘶力竭地呼救，却只引来了旁观者的哄堂大笑。” 　　性侵犯是对儿童最彻底的摧残和剥夺。几乎所有遭受过性侵犯的孩子都会表现出恐惧、做噩梦、低自尊、企图自杀……他们做出的第一反应就是逃。 　　中国是一个看重伦理的国度，猥亵儿童案件中，多发场所一般是受害儿童和邻居家中，犯罪嫌疑人多为与被害儿童同住一起的邻居或熟悉的朋友。像王清这样孩子的经历，一旦被左邻右舍知道，总是会被添枝加叶地描绘一番，成为村子里茶余饭后的谈资。走在路上被人指来点去，甚至有的家长还禁止自家女孩与她们交往。 　　对于大多数留守、流动儿童来说，转学、家长换工作，都可能遭遇到经济损失和生活适应问题。这无形中给这些期望过上好日子的家庭带来不小的损失，使孩子和父母不仅背负上精神负担还有经济负担。这些手足无措、脑袋中灌满传统伦理道德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