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改革与苏联终结.docVIP

失败改革与苏联终结 　　1991年8月19日，一批苏联高官试图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做挽救苏联、恢复“秩序”的最后努力。然而，一切都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场“宫廷政变”不过持续了三天。更为悲剧的是，这次挽救联盟的举动反而成了苏联解体的加速器，成了压垮联盟的最后那根稻草。8月24日，苏共被迫宣布解散。12月31日，苏联宣布解体。 　　20年过去了，人们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做了很多分析。笔者认为，其中的关键应该是两种性质不同、内容不同但却同样糟糕的改革。 　　 　　原地转圈的“改革”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旧体制进行过数次改革，这包括著名的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也包括勃列日涅夫初期经济刺激的决定，还包括戈尔巴乔夫初期的“加速发展战略”。这些改革的确对旧体制做了部分修补，也一度缓解和掩饰了旧体制给经济、社会可能造成的问题。由于这些改革，苏联高度集权和集中体制的能量也得以进一步、但终究是最后的迸发。正是在赫鲁晓夫改革进入高潮时，他明确提出了“20年战胜美国”的口号；勃列日涅夫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时候，也是他认为苏联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年代。 　　然而，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特别是以苏联最终解体的命运看，这些改革是失败的，并对以后的改革构筑了新的障碍。这些改革并非是对旧体制进行系统、深刻反思和批判性研究的产物，而是社会对缺乏效率体制的一种本能反应。在这种动机驱动下的改革往往是局部性的和非本质性的。 　　 　　苏联的改革，无论是其设计者的原初计划，还是实际的操作，都很难说是试图以哪怕极慢的速度来改造原有体制的。 　　在30余年的时间里，改革的指导思想一直是从使集中的计划领导更加完善这一点出发的。无论是赫鲁晓夫分权式的改革，还是勃列日涅夫完善管理效率的措施，都是在不改变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原则下进行的，以不影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前提。改革一直是在指标体系、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多少、计划编制方法与程序方面兜圈子。即使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苏联领导人对体制变革的态度也仍然十分模糊，其思路和方法与其前任们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重复着以前未成功的措施。1986年2月～3月召开的苏共27大名噪一时，但它对体制改革只提出了与以前并无二至的粗糙口号：提高集中领导的效力、改变领导的方法。 　　不仅如此，这些改革中的某些时期相对于其前任的某些改革趋势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倒退。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否定了他的分权和降低中央控制程度的政策，重新强调中央计划的决定性作用；勃列日涅夫后期改革基本停止，曾被批判的专权、个人崇拜、经常动用专政工具打击不同声音等做法再次出现。 　　因此，如果现在普遍采用的“渐进”概念是指一种缓慢的社会变革，那么苏联时期的改革则只能称为一种修补，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则干脆连修补都不做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僵化的思想、教条式的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变成了空洞无物的口号，把复杂的社会发展描绘成了机械式运行的进程，给丰富多彩的人类活动框上种种清规戒律。 　　从苏联多次改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规律”的束缚、“原则”的禁锢导致改革陷入困境：一条腿踏进了新的境界，另一条腿却深陷在陈腐的泥潭中，而停留在过去的那条腿陷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刚刚迈出的一小步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比如，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前期的改革，在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大前提下，一方面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商品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商品关系只是一种形式、处于从属地位；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另一方面却否认市场原则的普遍性，强调在苏联经济中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具有“新内容”、“新特征”；一方面同意将某些市场机制引入产品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又不承认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市场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如此支离破碎地运用市场经济个别原则的企图，使得改革进一步退两步，始终在原地转圈。 　　 　　1988年以前苏联的历次改革都只在经济，更准确地说，是在计划经济范畴内进行，从未涉及与这种经济模式相辅相成的政治领域。即使是赫鲁晓夫的“新政”，也主要限于“反个人崇拜”。 　　缺少政治改革的“保驾护航”，任何经济改革都不可能深入和持久，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上层建筑”服从、服务于“经济基础”，而不能相反。“上层建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基础”发展，但不能长时间不以自身的改革去适应这种发展。可惜，能对这些哲学基本原理、经典论断倒背如流的苏联领导人和理论家，在实践中往往出现“选择性遗忘”。他们太醉心于高度集权和集中体制的“效率”，过分以这种体制在某个阶段取得的成就为是；同时――也许是更重要的，他们担心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会危及国家的稳定、冲击根本制度。特别是东欧一些国家的改革出现问题后，苏联领导集团对任何触动政治体制的企图就更具有“天然”的敌视情绪。很能说明问题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