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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福利成本 　　 通胀和失业是宏观调控的两难目标，目前国内学者对通胀的福利成本问题已进行较多的研究，但对失业的福利成本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 　　 　　一般认为，超过自然失业率的失业是有福利成本的，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这种认识，各国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失业。那么，失业究竟会带来多大的福利成本？对它的回答事关反失业政策的力度。欧洲允许较高的失业率存在，会不会与失业的福利成本较低有关？中国政府对失业问题高度敏感，会不会与失业的福利成本较高有关？这些有趣的问题既有理论探索价值，也有政策应用意义。 　　 　　经济成本：冲击消费和经济增长 　　失业的经济成本首先表现为对消费的冲击。研究发现，人们安排终生消费计划带有很强的短视特征，即当期消费对当期收入反应过度。而就业状态决定当期收入，于是其具备了对消费产生过度冲击的条件。正如布林格指出的，在就业状态下人们的消费总是超过应有水平；而在失业状态下又总低于应有水平。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模式显然有加剧经济周期波动的嫌疑，令决策层感到头疼。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失业会加剧需求不足的矛盾并妨碍经济复苏。按萨伊特的估算，这项福利损失占消费总额的7%左右。 　　于是，人们首先想到通过社会援助项目，比如失业保险金或政府发放消费券来遏制失业者消费过度下滑势头。研究者发现，社会援助项目确实有利于平滑消费，但作用有限，因为能享受社会援助项目的失业者数量毕竟有限。人们又想到商业消费信贷，但研究结果更令人失望。苏利文发现，在失业期间，最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并没有因为消费信贷而明显回升，中高收入阶层倒是略有提高。然而，失业期间消费过度下滑的恰是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最大特征就是无产，但商业消费信贷恰恰需要资产抵押，结果他们要么只能得到可怜的一点信贷资金而于事无补，要么干脆被晾在一边。 　　按新剑桥学派的观点，收入分配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优化分配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失业对经济的冲击还会通过另一个渠道来实现，即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潘哈证明失业率???基尼系数之间确实呈某种正向关系。 　　可见，失业对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冲击程度很可能会比人们想象的大，消费行为短视以及分配状况恶化是两个放大的杠杆。 　　 　　社会成本：犯罪、心理压力和社会不公 　　失业引起的第一类社会问题是犯罪。在失业高峰期，各类犯罪率会攀升，特别是侵财类犯罪；在失业率低谷期，犯罪率也会明显降低。如美国在1991～2000年的经济繁荣期中，失业率从6.8%降至4.8%，谋杀罪下降42.9%，侵财犯罪下降28.8%。林明健通过引入工具变量方法后研究发现，失业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犯罪率就会提高4～6个百分点。这些研究提醒政府，在失业高峰期应采取措施严防犯罪抬头。 　　失业引起的另一类社会问题是心理压力与健康问题。在早期研究中，人们发现失业会带来焦虑、压抑、自卑等心理疾病。富裕的失业者的心理健康程度甚至不如贫穷的就业者。失业对两类人造成较大的心理伤害：一是男性和中年失业者，他们受失业的打击要大于女性和青年失业者。二是在专用型人力资本方面进行较大投资的人，失业使其人力资本面临更大的贬值风险。当然，失业对失业者的心理伤害程度还取决于失业的持续时间。戈多发现，随着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心理问题的波及面会扩大，比如两年以内的失业只会对男性产生心理伤害；但如果超过两年，对女性失业者也会产生类似的心理损害。一直以来，很多人对欧洲社会保障制度提出“失业保险养懒汉”的批判，潜台词就是失业是自愿的。但有些研究从心理学角度证明了很多失业都是非自愿的。 　　失业引起的第三个社会问题是加剧就业歧视和社会不公问题。人们发现，失业更容易降临到黑人、女性、青年等弱势劳动群体头上，而这一现象难以完全从生产率差异的角度得到解释，因此属于就业歧视的范畴。查斯威克认为，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迹象，至少在短期内弱势劳动群体更容易经历歧视性失业，它是社会不公扩大化的一个缩影。 　　 　　失业成本具有追加特征 　　古典经济学认为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完全吻合，一旦经济波动熨平，失业者将重返工作岗位，失业成本随之消散。然而，这种理想图式与实践相距甚远。很多研究表明，失业一旦发生，影响将很难在一夜之间消失，相反，会在后续的时间里持续地发挥追加作用。这种追加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失业者今后就业机会的影响；二是对失业者今后工资的影响。就前者而言，一个人一旦经历失业，那么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潜在雇主很容易凭此判断他具有低的生产率特征，失业经历成为生产率特征的负向显示信号，于是潜在雇主更倾向于拒绝向失业者提供机会。施默证明，失业者再就业的概率确实与失业经历呈反比。在生产率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就今后的工资来说，一个有失业经历的人也要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