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docVIP

Aiyoiu,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恩格斯 1886 1888年單行本序言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說，1845年我們兩人在布魯塞爾著手“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主要由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愿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后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兩厚冊八開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亞的出版所，后來我們才接到通知說，由於情況改變，不能付印。既然我們已經達到了我們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問題，我們就情愿讓原稿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從那時起已經過了四十多年，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們兩人誰也沒有過機會回到這個題目上來。關於我們和黑格爾的關系，我們曾經在一些地方作了說明，但是無論哪個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統的。至於費爾巴哈，雖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爾哲學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中間環節，我們卻從來沒有回顧過他。 這期間，馬克思的世界觀遠在德國和歐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語言中都找到了擁護者。另一方面，德國的古典哲學在國外，特別是在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各國，有某種復活。甚至在德國，各大學裡借哲學名義來施舍的折衷主義殘羹剩汁，看來已叫人吃厭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感到越來越有必要把我們同黑格爾哲學的關系，我們怎樣從這一哲學出發又怎樣同它脫離，作一個簡要而又系統的闡述。同樣，我也感到我們還要還一筆信譽債，就是要完全承認，在我們的狂風暴雨時期，費爾巴哈給我們的影響比黑格爾以後任何其他哲學家都大。所以，當《新時代》雜志編輯部要我寫一篇批評文章來評述施達克那本論費爾巴哈的書時，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這篇文章發表在該雜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現在經過修訂以單行本出版。 在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舊稿找出來看了一遍。其中關於費爾巴哈的一章沒有寫完。已寫好的部分是閘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這種闡述衹是表明當時我們在經濟史方面的知識還多麼不夠。舊稿中缺少對費爾巴哈學說本身的批判﹔所以，舊稿對現在這一目的是不適用的。可是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中找到了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現在作為本書附錄刊印出來。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是非常寶貴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於倫敦 一 我們面前的這部著作[1]使我們返回到一個時期，這個時期就時間來說離我們不過一代之久，但是它對德國現在的一代人卻如此陌生，似乎已經整整一個世紀了。然而這終究是德國准備1848年革命的時期﹔那以后我國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1848年的繼續，僅僅是革命遺囑的執行罷了。 正像在18世紀的法國一樣，在19世紀的德國，哲學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潰的前導。但是這兩個哲學革命看起來是多麼不同啊！法國人同整個官方科學，同教會，常常也同國家進行公開的鬥爭﹔他們的著作在國外，在荷蘭或英國印刷，而他們本人則隨時都可能進巴士底獄。相反，德國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國家任命的青年的導師，他們的著作是公認的教科書，而全部發展的最終體系，即黑格爾的體系，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被推崇為普魯士王國的國家哲學！在這些教授后面，在他們的迂腐晦澀的言詞后面，在他們的笨拙枯燥的語句裡面竟能隱藏著革命嗎？那時被認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對這種使頭腦混亂的哲學嗎？但是，不論政府或自由派都沒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個人在1833年已經看到了，這個人就是亨利希﹒海涅。 舉個例子來說吧。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 “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 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於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 “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 所以，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衹是意味著：這個國家衹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