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肯定者：十七年电影经典叙事.docVIP

被肯定者：十七年电影经典叙事 　　摘要　从十七年电影经典叙事者的群体特征来看，出身、从影经历、核心价值观和形式特征等因素，促成了正确影像的塑造；更为重要的是，应合了新国家形象的影像化叙事。交叉运用多种电影叙事研究方法，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出经典叙事的深层社会结构。 　　关键词　被肯定者；群体；电影叙事学 　　 　　建国后，电影界经历了多次运动的冲击。然而，电影人正是在这些运动的罅隙中，不断矫正、创新，形成了一股主流电影话语，并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电影。我们以当时三次政府颁发的电影奖：1956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和第一、二届“百花奖”为标准，作为被“被肯定者”的对象，分析十七年电影经典叙事的深层社会结构。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一等奖的影片有：《钢铁战士》、《白毛女》、《渡江侦察记》、《董存瑞》；获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是《红色娘子军》、最佳编剧是夏衍和水华(《革命家庭》)；获得第二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是《李双双》、最佳导演是王苹(《槐树庄》)。 　　 　　一、正确影像的塑造者 　　 　　我们以上述获奖影片的导演和编剧作为对象，是想通过群体特征分析，获得正确影像的一些因素。他们是电影制作的直接负责人，决定着影片的叙事形式和结构。 　　1　出身与从影经历。 　　从这些电影人的出身和经历来看，在解放区参加过电影和文化工作的占多数，包括成荫、水华、王滨、沈默君、郭维、梁信、胡可等人。夏衍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五四时期创办过刊物，留学日本时参加过日本左翼运动，后来加入共产党，并且在著名的明星电影公司工作过。王苹参加过地下组织活动。在上述影片中，除了反映年农村公社生活外，其余的均有参加部队或到过延安的人参与过剧组。在人员配备上，可以看出，只有具备这种红色经历的人参与创作活动，才能在政治方向上有起码的保证。 　　2　核心价值观。 　　这些影人在革命时期即对新民族――国家形像做出过种种想象，并希望通过电影的影像呈现，来重新塑造大众的价值观念。共产主义理念是其价值核心，即革命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其中，他们热爱国家的情怀是源动力，革命英雄主义是具体体现，集体主义是实现的途径，社会主义是理想目标。通过一系列价值观的营造，汇聚成意识形态的显在形式，再以影像的形式向大众的精神层面渗透，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 　　3　形式追求。 　　抗战爆发后，戏剧、电影紧贴现实成为多数艺术人的共同追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他们的钟爱。建国初期，国家派遣留学生到苏联系统学习该体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逐渐在电影理论上确立了“独尊”的局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将思想要素放在首位，认为导演和演员的“最高任务”就是揭示“种子”，即作品的思想――哲学含义。 　　该体系为中国电影人提供了一个强调“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理论框架。在其指导下，他们找到了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契合点，将唯物主义世界观纳入到电影艺术当中，逐渐形成了“主题先行”、“典型化”等电影创作和表现模式。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广泛借鉴苏联的蒙太奇“能够把电影的原始材料镜头，剪辑出具有革命性活力的叙事场景。”该手法无疑为创作者带来了重要理论和技术支持。在对苏联影片的观摩与学习，以及外部政治压力的驱动下，他们不断将其推向极端化，将蒙太奇艺术与革命的影像叙事汇成种种潜在规则并模式化。 　　 　　二、成功的叙事策略 　　 　　对于这些成功影片的创作者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个人风格融入国家宏大叙事的框架中，亦即“个人政治群体化”的过程。无论是反映革命战争，还是表现土地改革、农村公社，“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感性的、个人化的历史无意识中”。这些影片往往艺术想象大于生活现实，以革命浪漫主义不断建构着战争史、解救史、团结史。 　　其次，为了符合中国大众的欣赏趣味和文化习惯，创作者常常将家庭纳入到宏大叙事之中，其共同策略是以“小家”换“国家”，亦即“政治群体家庭化”。一类是，在失去或者放弃家庭中强调为建立新的国家，解放更多受苦的人民，如《革命家庭》；一类是，在离家或者保家中突出战争的重要性，如《董存瑞》；一类是，突破小家庭的观念，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达到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境界，如《李双双》。通过无数次影像建构，确立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群体意识。其逻辑顺序是：革命是一个大的家庭，它的终极目标是在党的指引下赢得整个国家人民的幸福；当个人家庭与革命事业冲突时，必须舍弃个人幸福，当然革命事业取得胜利后，个人的家庭幸福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最后，他们还要在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艺术才华。在政治限同下，以别具心裁的形式，将个人性格特征纳入意识形态叙事，需要创作者娴熟地掌握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符号，使自己熟悉的影像结构方式与意识形态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