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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驭万:从宗教活动家到外交官民国外交人 　　基督教青年会的中坚 刘驭万，湖北宜昌人。出生于中日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成长于外敌入侵、民族衰败的动荡时代，自幼浸润于辛亥革命始发地的革命氛围，激励了他爱国爱民的人生志向。 1912年，入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武昌文华学校。该校异于当时一般公私学校，全盘采用欧美学制，校规严肃，管理认真，刘驭万聪敏过人，自律自强，发愤勤学，喜好运动，不仅建立了厚实的学业功底，而且培养了乐于助人和贡献社会的“基督的人生观”。 1916年，刘驭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其间，适逢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刘驭万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会评议委员会主席，为北京爱国运动的重要学生领袖。他遵奉基督精神，既热心爱国，又煞费苦心，终使清华学生运动纳入正规而获圆满结果。 1920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刘驭万赴美国留学。先在欧柏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威斯康星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从事研究。1924年底归国。受中国基督教领袖余日章赏识，他应聘为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后又被委派为基督教武汉青年会总干事，并兼华中大学教授，成为职业宗教活动家。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军武汉，北洋军阀余孽陈嘉谟、刘玉春等部死守武昌城，负隅顽抗，百姓被困城中，死、伤、病甚众，刘驭万利用其宗教家身份之便利，想尽办法运粮购药，救济伤病，收葬死者，“虽不欲人知，但众口翕然称诵矣”。1929年，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主持全国建设委员会，闻名延揽刘驭万任该会总干事。次年，张静江调任浙江省主席，复请刘驭万担任省建设人员养成所训育主任，旋升任所长，对于浙江建设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应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干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日章时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席，遂利用该学会组织国民外交活动，并邀请刘驭万共赴国难。太平洋国际学会是由美国学界和商界人物发起的非官方政治学术团体，以讨论太平洋沿岸国家面临的问题，增进各国相互了解和民族亲睦为宗旨。 同年，国民政府介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胡适接替余日章为学会主席，原有学会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正如刘驭万指出的：“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惟正式邀请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联络国际间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平等地位”，“甚盼各同志考察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而加以研究。勿为反对派宣传所利用，盲从妄动以自暴露其弱点，徒为他人所讥笑也。” 刘驭万应聘为学会副主任干事，依然积极参与该学会的活动。 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中日纷争成为学会第四届会议的讨论主题。中日两国学者在会上发生激烈争执。日本代表认为：满洲事件与国联盟约或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无关，纯为和平与自卫起见，日本军队的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日本随时准备与中国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代表则完全不能接受日本代表的“防卫”理论，揭露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坚持通过国联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撤军，只有日本侵略军完全撤退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谈判。日本学者甚至诬称“中国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家资格都成为问题”，中国代表怒斥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双方针锋相对，吵成一团，会议难以为继，不得不一度暂时宣布休会。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场成为国联会场之外中日外交交锋之又一战场。对此，刘驭万主编有《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一书，记载了这一壮烈的历史性场面。 1933年，刘驭万升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干事，主持学会日常事务。1937年9月，学会主席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学会工作暂由刘驭万负责。1939年底，颜惠庆继任学会主席，总部移往香港。同年11月，颜惠庆、刘驭万一行十人赴美国弗吉尼亚比奇参加第七届会议。1942年，蒋梦麟接替颜惠庆担任学会主席。刘驭万继续参与学会事务。1945年1月，蒋梦麟、刘驭万一行19人赴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参加学会第九届年会。 刘驭万先后任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5年之久，迭次出国参加大小会议，往来欧美，为国效力。其间，刘驭万还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总务司帮办兼人事科长、经济部物资局昆明办事处处长，分别办理工作人员之紧急疏散及抗战物资之抢购内运等。1946年，刘驭万离开学会，正式参与外交部交付的其他工作。 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依据中苏协定举行公民投票。18日，刘驭万奉命以国际问题顾问的身份跟随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飞抵库伦，观察外蒙古“公民投票”。他们得到的政府指令是：“代表政府参观投票情形，兼可考察外蒙政治社会情况，而不与外蒙古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一事，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 刘驭万等的心情非常悲愤，“当时我国为着中苏条约的束缚，允许外蒙古独立，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