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贫困和其发展权思索.docVIP

农民贫困和其发展权思索 　　【摘要】 贫困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其产生的原因很多，以往对贫困的分析多停留在经济层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最大好处便是易于量化贫困，有利于政府的政策行为。笔者认为贫困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贫困的经济学分析过分强调经济和技术作用的同时，忽视了对贫困主体的分析。贫困就是主体的发展权未能实现或未能完全实现。面对着当前农民权利的“贫困”，在解决物质和能力贫困的基础上，应将扶贫的重点转向权利扶贫。 【关键词】 贫困主体；发展权；治理 一、贫困与发展权的定义 1. 什么是贫困 贫困现象的社会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要给贫困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却是非常困难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笔者认为，贫困是以人为主体的概念，作为社会的人，享有社会的各种权利。按人的需要的层次讲，有获得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求。人要获得发展资料，包括教育培养费用，发展必须的物质条件，各项社会权利等。如果将贫困和富裕视为社会生活的两极，那么发展就是从贫困状态过渡到富裕状态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发展需要得不到满足，也就是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2. 发展权 在现代人权内涵中与生存关系密切的就是发展权。从发展权的内在本质来看，发展权是发展主体自由地参与增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并享受其发展利益的一种资格和权能。发展权首先是一种关于物质形态的权利。其次，“发展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要求主体自由地选择发展模式，是主体自主行使参与，促进发展的行为权和获取发展利益的受益权的统一。发展权也可以说是关于发展机会均等和发展利益共享的权利。 二、我国农民发展权状况 自上世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中国农村普遍形成了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的农村经济格局。农民基本上获得了土地使用权、经营自主权、个人财产所有权，收入支配权、部分迁徙自由权等，被禁锢多年的贫困农民再现出了空前的热情，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全面的持续增长及反贫困的巨大成就。然而，现阶段的反贫困越来越难，这一方面与改革的进程有关，因为先前农村改革的绩效已经差不多告罄了，所以贫困人口年减少数量明显降低。另一方面，较之于改革开放前，虽然农民的发展权主体地位及发展权内容有了巨大进步。这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对权利的意识、要求是多层次性、阶段性发展的。但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民所获得的发展权并不完整和稳定。农民现实生存境遇可谓：“在政治上，农民缺少参与的平等机会；在政策上，农民是被动的接受者；在行政上，农民是被管理的对象；在经济上，农民形不成集团力量；在就业上，农民受到各种限制，缺少流动的自由权利；在公共服务上，三农属于最后考虑的范畴，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在社会保障和国家福利上，农民处于自然状态等等”。再者，在经济不够发达，特别是贫困现象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农村地区家庭支付能力较低义务教育无法有效实行。而这一切又导致了他们发展机会的缺乏。 三、我国农民发展权贫困的根源分析 1. 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 随着1952年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市人口开始增加，然而落后的农业生产力同迅速发展的工业化需要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户籍管理和统购统销制度维护了社会稳定，积累了工业发展的资本，促进了工业发展。但户籍管理和统购统销制度也逐渐刚性化并最终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割与封闭。城乡“剪刀差”的交换造成了农业的停滞和农村的贫困。农民拥挤在越来越少的耕地上，从事在国民经济份额中比重越来越小的农业生产，农业的技术水平很难提高。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分享现代文明、社会保障的权利。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民的基本特征就是固化。 2. 发展权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发展与贫困之间的悬殊是发展权从一种道德要求上升为一个法律诉求的客观必然条件。并且贫困作为一项义务结果的发展责任和作为一项权利内容的发展，其存在的正当性仅在于它与宪政法律秩序的融合与渗透。没有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根基，中国农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诸方面发展的自由都不可能维持。在中国现行宪法中，发展权并未当作一项宪法意义的人权看待，宪法并未明确载入“发展权”这一概念。仅仅是在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在宪法三十三条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如果要在宪法中寻找“发展权”概念，“只能从规定其他具体人权形式的宪法和法律规范中才能勉强推导出发展权。”实际上，基本人权是其他人权得以产生的理论源泉，是其他人权产生的逻辑上的预先假定。既然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就应当在宪法中加以正面而明晰地确认，而不应该从其他权利的推演中加以证实，这不可避免会使发展权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