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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建设 　　摘 要： 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根据地党建工作，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首位。当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以大无畏的勇气，纠正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实现了党内团结统一，充分体现了任弼时高度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党内思想斗争中提倡同志式的批评，在红军中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他在抓党的思想建设工作中，从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任弼时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思想建设 历史贡献 　　 　　1935年初，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各级党组织逐步建立健全的同时，任弼时认为，党的思想建设，应成为党建工作的中心环节，必须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致力于解决广大党员思想上完全入党的问题。任弼时之所以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重点，是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党内思想复杂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他认为只有深入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左”的错误，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抓好党的思想建设，也才能巩固党组织和改进党的作风，使全党思想认识实现高度统一，制定和实施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原则，统一全党思想 　　 　　任弼时在开展党内思想斗争问题上，主张揭发批判错误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提倡“耐烦的细心原则的解释，同志关系的批评”，反对“一切不经过教育和解释的惩办制度”［1］，改变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做法。根据这个原则，处理历史问题，不重个人的责任，而重分析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的办法，达到既弄清思想根源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和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基本一致。 　　任弼时对犯错误的新干部，一贯采取批评教育，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动辄撤职。如大庸游击支队的负责同志在土地斗争中有一些错误做法，桑植游击队的负责同志不积极消灭地主武装，以及其他一些新干部忽视敌人的进攻，放松战争动员的错误倾向，等等，任弼时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通过对他们的批评教育，帮助他们认识并改正错误，达到爱护党的干部，使之更好地为党工作的目的。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任弼时以高度的党性原则，利用战争的间隙，领导党和军队开展纠正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所犯的“左”倾错误的重大斗争。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先后在四川酉阳南腰界、永顺天主堂、大庸丁家溶召开三次会议，批评了夏曦；三次会议，逐步深入，对夏曦所犯错误的性质、原因、后果作了系统的清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任弼时不可能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摆脱“左”的影响。一方面在实践上纠正了夏曦的错误，比如在红二军团中进一步恢复与健全党组织，解放大批干部，开展党团员的登记工作。另一方面在对夏曦的处理上，不免带有“左”的影响，“对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没有从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上找出真正的原因，而对肃反扩大化和对干部的打击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又充满着义愤，过多地把责任归结到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夏曦身上”，［2］不恰当地撤销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3月底给任弼时和省委作出了指示，肯定了批评夏曦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应该的，强调反倾向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及全党同志。任弼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安排夏曦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副主席和军委分会委员，后来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错误，这充分体现了任弼时的实事求是精神。 　　任弼时通过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夏曦的“左”倾错误，为我党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起到了澄清是非、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增强党内团结的作用，也有利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促进两个军团的团结，尤其是红二军团内部的团结，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推动根据地各项建设，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加强党员的培养教育，提高政治思想觉悟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吸收了成百上千的先进分子加入到党内来，以补充新鲜血液。“无数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先进觉悟的分子似潮水一样的涌进到党内来，这就加重了我们教育新党员的任务”。［3］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必然会把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党的思想建设面临重大考验。任弼时基于这一认识，针对根据地新党员多、老党员少的实际情况，集中精力抓党员教育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首先，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培养党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