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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探索到“风俗体”的形成 　　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本文主要以《职业》和《异秉》两个文本为例，关注汪曾祺小说的自我改写。自我改写呈现出汪曾祺从艺术探索到最终形成独具风格的，以“气氛即人物”的叙述方式和兼具美感和文化内蕴的语言特质为主要特点的“风俗体”小说。 　　关键词：汪曾祺；自我改写；意义；风俗体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04-02 　　 　　汪曾祺几次提到自己写小说是“断断续续的，一阵一阵的”，他从四十年代初开始写小说，至八十年代重操旧业，其间出现两段较长时间的空白。有论者认为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一个“明断而实续”的艺术整体行为，汪曾祺本人也强调他八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相互“衔接”的，但实际其两阶段作品的异性大于共性。《异秉》和《职业》是汪曾祺新时期初期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短篇小说。无独有偶，这两篇作品都是作者在四十年代旧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 　　通过自我改写现象可以探寻汪曾祺从创作初期的艺术探索到“风俗体”形成的表现。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创作初期开始就对小说文体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他在1947年写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一文中曾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汪曾祺推崇散文家归有光的自然，师从沈从文的“浸透了淳朴现实主义精神”，同时吸收现代主义各流派的手法和技巧，试图打破文体界限，寻找一种新鲜的小说样式。从这一时期《复仇》、《待车》、《小学校的钟声》等小说来看，汪曾祺在艺术表现上是开放散乱的，仍处于探索状态；而新时期的汪曾祺不局限于从形式上打破传统小说模式的束缚，而进一步从文体的内在精神入手，在艺术上走向成熟，逐渐形成别具一格的“风俗体”小说。 　　一、“气氛即人物”的叙述方式 　　汪曾祺在谈短篇小说结构的特点时曾用两个字“随便”，而为达到这一效果汪曾祺在创作时却是有意为之。传统叙事小说侧重情节冲突、人物性格，而汪曾祺在《职业》、《异秉》旧稿中已有意识地打破这种规矩不去营造完整的故事内核，但稍显散乱。在改写中他更进一步地淡化这些因素，通过实践他“气氛即人物”的原则，逐渐形成汪氏“风俗体”小说的重要特征。 　　汪曾祺对“气氛即人物”的解释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这不仅是他塑造人物形象的途径，也是他结构小说的方式。这些气氛，是社会、历史、民族、地域等众多因素与作家个人修养、阅历、个性有机结合，最终形成的精神形态和审美情致。《职业》旧稿不足1100字，改写后增至2259字，《异秉》的改写也增加了近三分之一的文字，异曲同工之处在于增加了大量气氛的渲染，包括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环境之下的家庭环境。关于主人公出场方式，《职业》初稿以巷子里常有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走过。直接引出老在我们巷子里叫卖的一个孩子，我已见他往来卖了几年，眼看着大起来了。 　　改写后作者的着眼点仍然是“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小孩，但却在孩子出场前增加了五种吆喝声： 　　“有旧衣烂衫找来卖！” 　　“有人买贵州遵义板桥的化风丹……？” 　　“壁虱药！虼蚤药！” 　　“卖杨梅――！” 　　“玉麦粑粑――！” 　　 最后才引出“还有一种”是椒盐饼子西洋糕。“还有”读来似有一种漫不经心，实际此时笔墨才转移到叙述重点卖糕点的小孩身上。 　　《异秉》旧稿先描述了每天晚饭后市井百姓的常态，然后： 　　今天的等待更是清楚，热切。 　　王二呢，王二这就来了。 　　改写后开篇第一句： 　　王二是这条街的人看着他发达起来的。 　　简洁了当，王二就出场了。在小说进行将半一句“且说保全堂”，主角王二又被作家完全忽略，笔墨完全转向保全堂及里面的各色人物百态。从叙述的角度来看，这是汪曾祺艺术观中“气氛即人物”的集中体现。这里的每一部分单独抽出都是有人、有事的生动描写，组合形成烘托叙事重点的背景和气氛。这些带有浓郁抒情气质的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构成个体生命活动的投影，构成小说故事展开的基本色调；同时这些气氛制约了人物情感和情节结构的形成发展，使人物性格在这样的氛围中水到渠成的生成。在《职业》旧稿中，小孩是卖椒盐饼子西洋糕中的一员，在改写稿中，孩子的身份被置于众多不同职业但身份相同的人中间，成为普通民间底层人中的一个，他们有共同的生存方式和性格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和其它叫卖声的对比，凸显了“孩子”的身份，在同于不同之间表达了对这个卖椒盐饼子西洋糕的孩子的同情。《异秉》旧稿中王二是在众人的等待中出场的，“被等待”的方式无形中就赋予王二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身份上也高于普通人；改写稿中把王二拉回“这条街”的百姓中，他的每一步发达都在街上人的视线中，他也因此被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