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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的困境及其认识论根源 　　宪法解释是解释宪法者基于客观主义立场透过宪法文本本身追寻、揭示制宪者真实意思的思维过程，宪法解释者需完成从方法论向本体论思维的转换，但由于宪法解释本体论与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张力，造成宪法解释者主观性与客观性的逐渐疏离。在宪法解释者、宪法文本与制宪者“真实意义”的动态互动中，对宪法的解释逐渐形成两种截然分立的解释趋向与价值追求。 　　一、宪法解释的概念探析 　　关于法律解释的确切定义，法理学界对其尚未达成共识。沈宗灵教授认为法律解释是基于特定法律规定，对其意义、价值的阐述。梁慧星教授把广义的法律解释理解为“为了解决具体的案件，必须获得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这种获得作为判决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的作业” 。张志铭教授认为“法律解释者将自己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通过某种方式展示出来。拉伦茨对法律解释的理解与张志铭教授近乎一致，认为法律解释起到沟通法律文本与个案之间隔阂的作用，通过沟通使法律中的“疑义文字”以便于理解。 　　宪法解释是法律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宪法作为国家“高级法”地位的日渐显现“宪法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以确立”。在早期宪法解释学者看来，宪法解释处于方法论意义层面，认为宪法解释是一种探求制宪者原意的方法，将宪法解释者的主观性、历史境遇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但在实际上，宪法解释无法脱离解释主体而独自产生与流动，宪法解释主体的主观性使得追求制宪“原意”这一想法在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时不再可靠。随着宪法解释者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现代宪法解释不再窠臼于对制宪者“真实意义”的追求，将解释者的主观性、社会关系同宪法文本、制宪者的意旨放置于同等地位，即，宪法文本、宪法解释者、制宪者构成了现代宪法解释三个基本要素。可以说，尊重宪法解释者的主体性和现时语境是现代宪法解释的主要特征。从动态层面讲，宪法解释不再是宪法解释者探求宪法文本“真实意义”的过程，而是宪法解释者依照其历史性与现时性使宪法“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然而，宪法解释的历史性与现时性在宪法解释者主观认知层面很难得以确认，造成宪法解释的困境。 　　二、宪法解释的困境 　　如同普遍解释学在认识论层面所处的困境一样，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宪法解释同样樊困于认识论上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二元性偏颇之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一)宪法解释时空的裂隙-制宪“真意”与宪法适用的两难选择 　　窠臼于人类认识哲学樊篱，主客观二元性样式无疑会影响宪法解释者发现宪法真理的道路，不论该道路是通向发现制宪本意的主观解释还是通向寻求宪法内存之意的客观解释论;无论是对制宪本意的追寻抑或是对宪法内存之意的探求，都不能脱离制宪者意志与宪法文本本身，两者区别在于前者试图通过现有的宪法素材达致对制宪者头脑中理想制宪效果进行重新架构，而后者则试图对宪法文本本身进行语境的探求和意领，达致对宪法文本真实意涵的情景还原。由此可见，主观解释侧重于宪法解释者对宪法文本的文义性、历史性探求，要求宪法解释者通过思维演绎无限接近制宪者的本意;客观解释则更加强调宪法文本与制宪者的疏离，以实现对文本本身进行现实性与功能性价值考虑。在主观解释视野下，宪法解释者以现时的主观性揣测制宪者彼时的主观性，也就是说，以制宪者的主观欲念作为宪法解释者的认识客体。因此，宪法解释者与被宪法解释者的双重主观性使得这一思维过程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和不可确定，形成认识时空的裂隙，而对立法原意揣测的真实程度会随着时空的断裂程度的不断加强而愈加谬远。现实是，宪法解释者受时空影响造成宪法文本理解与制宪者立法原意之间产生鸿堑，鉴于此，宪法解释者的职责在于:通过思维过程建构起沟通案件现实性与制宪原意性这一鸿堑的桥梁。宪法的客观解释以发现宪法客观价值为目标，透过时空裂隙直达制宪者所处客观现实，从现时情况出发回溯制宪者彼时立法原意。宪法历史解释是在宪法文本规定不明时，以制宪者所处历史精神出发，通过制宪者、司法者、执法者等有权解释主体对法律的普遍认同确定当时宪法解释的价值取向。但宪法客观解释存在弊端，因为，当彼时制宪者“拟制”的宪法原意遭遇现时的宪法适用之时，客观解释便会混同个体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差别，忽视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价值诉求，从而将普遍价值强加于个体价值之上。更进一步从功能主义角度讲，客观主义宪法解释者依照其主观判断的“客观性”观念对宪法进行所谓“客观”解释，会使宪法续造与宪法解释之间的界分不甚明晰，这种不明晰的局面会对宪法的安定性造成重大冲击。 　　(二)宪法解释目标的偏颇-宪法安定性与合目的性的截然分立 　　作为宪法解释的两种方法，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分野，划分出目标迥然的两种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