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冲突预警的重要途径.docVIP

城镇化冲突预警的重要途径 　　一、法律缺失和不完善是引发城镇化冲突的重要诱因 　　1.法律上“公共利益”界定模糊 　　对于“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和宽泛性，给城镇化建设部门滥用权力提供了空问。中国一直坚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政治传统。“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诸多城镇化行为，如征地、拆迁、城市管理的前置性条件。“公共利益夕是一个概念性的抽象化词语，我国法律中给予的规定采取的却是概括式的立法模式，并没有进一步做出相关实践问题的具体规定。例如，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样将“公共利益”轻描淡写地含糊带过，无不导致城镇化建设相关组织在具体操作中，打着公共利益需要的旗号，借助因地制宜的自由裁量权，将公共利益共谋为个人利益。法律的基本原则强调法律的实用价值，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概括性规定为地方政府任意解释、随意误解和操作自由化扫除了制度上的障碍。 　　2.程序法缺失难保执法公平，相关执法陷入“借法执法”困境 　　公正公平，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程序正义论就是通过程序实现正义。程序公正是为了弥补实体公正的不足，克服行政主体行为中过多的主体人格化色彩和单方意志性倾向，使公正最大化。然而在现有法律体系中，实体法滞后、程序法短板现象十分明显。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实体法立法阶位低，缺少权威性、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专门性法律条文，不能适应相关行政行为展开，“借法执法”困境阻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而程序法的短缺无法保障城镇化行为主体的自由裁量范围，无法弥补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不公正现象。相反，程序瑕疵助长了行政主体瑕疵和行政内容瑕疵。甚至，在不同阶位层级的法与法之间存在相互冲突，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法却违法”的现象。 　　3.农民维权与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短板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群体性事件大都是维权型事件，是解决法律规定的合法权益受损后的利益补偿问题，属于不具有政治属性的单纯法律问题。“法治的本质就是实现权利对权力的制约，这就要求我们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既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又要严格遵循国家法律。”而“从法理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的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法规中，禁止性、义务性规定多，授权性、可行性条款少，还末形成一个从权利的设置、组成到行使、保护、规范的完整体系”，其最终导致的结果有:群众尤其是农民法制意识淡薄，这与不断增强的权利观念呈现明显冲突，激发群体性事件;立法主体的倾向性使群众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缺少参与性的争取权益的有效法律保障，缺少权益表达和诉求表达维护机制;群众权益受损后，取证难、投诉难、查处难、诉讼难、赔偿难等使依法维权成本过高，效益不佳;保障性的配套法律规定缺失，不能及时保障农民的后续性权益等。因此，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法律法规应该严格约束城镇化进程中的负担行政行为，为群众提供更多的维权和保障性法律。 　　二、城镇化法律体系是有中国特色的良性法律体系 　　1.从价值建构上，弘扬公平正义、利益分享、秩序安全等方面的法理价值 　　所谓公平正义，就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之问的利益关系能够得以调和，不同性质的矛盾都能得到有效化解”。“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有利于社会中的最不利成员获得最大利益，尽管这可能损害一些人在经济利益以及财富分配方面的权利。”城镇化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在处理民众切身利益问题时，难免会带来群众利益的不均衡分配，带来在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之问倾向于前者的不平衡取向。公众没有合法的权利或机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参与城镇建设反映出了法律正义之缺失。公平正义是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基础，也是衡量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标准，直接关系到民众群体的切身利益、内心平衡，关系到城镇化建设稳定的维护、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城镇化建设和现代化未来的期望。弘扬公平、正义、秩序、安全、自由、利益是城镇化法律体系的法理价值。 　　2.从技术结构上，立法过程的程序民主与正义是城镇化良性法律的形式标准 　　程序民主与正义是正确地选择和使用法律。程序民主与正义排除在立法过程中的不当与偏向，保证执法者在最大可能上选择最贴近事实的法律条文处理城镇化冲突，或者援引最有比照价值的判例作为处理依据。立法过程的程序民主与正义本身意味着它具有一整套能够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措施手段以及正常机制。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要注重立法的超前性和执法的引导性问题。法律实质上不仅仅是要求政府依据法律合法合理地行使职权，还要突破实定法，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之上鼓励政府引导下层政府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扩大正面设计效益。立法过程的程序民主与正义被社会成员了解和感受，这种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民主与正义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