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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的弃婴救助 　　弃婴救助是古代社会慈幼保障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学界对弃婴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是在社会保障或慈善事业总体研究中涵盖之，以王跃生，王卫平、黄鸿山，周秋光、曾桂林等为代表;二是专题研究集中于问题特别严重的秦汉、宋、清等历史阶段，及其宋代以降的江南等地域，成果大都以论文形式体现。本文在此基础上，主要选取弃婴问题较为严重的三个历史阶段作为典型代表，基于“经济生产成本理论”，进一步探讨古代弃婴问题的症结。 　　一、迫于生存困境的选择 　　弃婴问题伴随古代社会始终，尤以宋之后愈演愈烈。古代称弃婴为“生子不举”，本文泛指父母放弃对自己所生婴幼儿哺育的各种不良行为，包括弃、杀、溺、虐、弩、送等现象。弃婴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表现不同，但整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繁杂苛重的税役 　　历朝政府为满足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加大税役征发，形成古代税役繁杂苛重的基本特征。如秦代“每年服役青壮男女达三四百万”，宋代“归根结底在于赋税繁重”，清代虽永不加赋但实际上存在着“税重民贫的严酷事实”。古代王朝初建时大多也实行轻摇薄赋政策以体养生息、缓解民众生存困境，包括救助弃婴。但税役经常受政治因素干扰做弹性处理，表现为应急性和短视性，从而给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造成很大影响。为此，历朝开明官员都有“勿算口钱”、“殆无三日体停”、“丁钱太重”、“重赋于民”之类反映税役繁重并要求调整的呼声。 　　(二)频仍惨烈的灾祸 　　受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影响，我国自然灾害多发。从商汤至20世纪30年代，共发生过5200多次，平均6个月就催灾一次，被认为是个饥荒的国度。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危害，民众生活常因此陷入窘境。仓储事业的兴起与发展，就与灾荒有深度关联。同时，受生产方式、土地制度、财富占有和文化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古代社会常有外攘夷狄、内部争战的人祸迭起，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时常激化，致使政治动荡、王朝更迭，治乱周期性循环，民众生活缺乏安全感。天灾人祸相互交织使生子之家无力养育，“生子慎勿举”、“卖男弩女”、“男女或弃道路”、“溺之于水”等弃婴现象在历史上成为常态。 　　(三)愚昧恶顽的民俗 　　民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几乎渗透于生活的所有领域。与生养子女有关的民俗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迷信观念浓厚。人主为求吉避邪、明哲保身也多弃婴，且无论男女。如秦汉时期“服中生子不举”、“生三子者不举”。 　　关中地区“凡二月、五月产子及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宋代甚至有“生首子”、“六指”皆杀等恶俗，闽浙地区非常普遍。二是利益先导性和狭隘性。当赋税面向毫无劳动能力的幼儿征收时自会加重父母的负担，父母面临生活窘境时首先要“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更有甚者“视子女为己之私产，任意处置，甚至有杀夺之权”。故认为弃婴理所当然。三是婚嫁奢华。因婚嫁弃婴秦汉己有。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嫁女更趋奢华为减日后嫁资负担。致溺女之风日炽。直至清代中叶，溺女现象分布区域很广，社会各阶层都有存在。其四，重男轻女，计产育子。农耕生产繁重辛苦，特别是多女之家，为求生男只有采取杀婴来抑制过度生育。汉有“盗不过五女之门”，北魏有“女子为累，亦以深矣”等记载，民国有“自唐宋以来颇多不美”之感叹。恶俗愚顽毒害生活颇深，却代代相沿。 　　(四)偏狭矛盾的政策 　　历代王朝对弃婴的救助一直比较重视，都有鼓励与帮扶生育的政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性别不平等。一方面给予弃婴以普遍救助，另一方面又特别关顾生男之家，尤其是一产多男，给其以更加丰厚的救助，从而隐性加剧了对女婴的抛弃。战国时，生男家庭赐壶酒、一犬;生女孩家庭赐壶酒、一猪;生子三人，官雇乳母。性别不平等己见端倪，致使“产男相贺，女子杀之者”现象普遍发生。加之其他原因，弃女陋习代代相因。清代规定:一产三男具存者，给布十匹，米五石;若男女并产及三女，不准行。 　　由此观之，古代社会弃婴问题历来己久。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古代民众生存与发展困境所致，即“贫不举子”。古代弃婴是对婴幼儿生命权极度蔑视的反映，严重悖逆生育观念，冲击伦理道德，触犯国家律法，尤其造成古代男女比例失衡，加剧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恶化，凸显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弃婴救助的实力奉行 　　在农耕条件下，人地比例关系是影响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在土地面积基本稳定情况下，人力多寡成为国力盛衰的标志。因而，鼓励人口增长成为历代政权的基本国策，也是生育及民生保障的政策主线，也实力奉行弃婴救助的积极政策。 　　(一)加强思想教化 　　古代关于弃婴救助的思想蕴含于儒家的民本思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