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社会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解读.docVIP

变动社会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解读 　　灵学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下的舶来概念，指假科学之名，相信灵异存在、研究神秘现象的社会意识。民初上海聚集了一批以研究为名的灵学组织，以杨践形、陆费逵等于1917 年成立的上海灵学会声名最显。学界对灵学会的研究多着眼于新旧两立的线性史观，缺乏对民初心态转变、道德焦虑、科学失衡等相关社会背景的深入研究，因而无法解释何以不少新式知识分子热衷其道。笔者分析发现，民初政局动荡、道德失序的社会现实，破灭了国人对革命前景的期望，在新旧杂糅的社会与学术环境中，一部分人士开始反思近代救亡之路，批判物质主义，审视科学的意义，转而重视精神现象和宗教的作用。在变动颠覆的世界中，为寻找新的认同，信仰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相率而逃于鬼”!1”，滋生了灵学会成立的社会土壤。因此，以更宽广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历史，不仅有利于客观地认知灵学会之所以成立的深层原因，而且有利于以灵学会来透视反观当时的社会与思潮，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演进和道路探索是随着不同的社会背景而呈现为短暂变化迂回。 　　一、陵谷之变: 民初社会心态由积极转为消极 　　民初帝制复辟，军阀割据，权威真空，民众备受煎熬。其情形恰如托克维尔所论，“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因此，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 我们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供的好处”。知识分子家国一体，忧国忧民之情更炽，因而所受打击更不堪言。陈独秀、胡适等从清季积极投入政治运动到民初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预示民初是一个思想分化和转向的大时代。民初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参与辛亥革命的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可以从灵学会这一组织中管窥一斑，其会员陆费逵、俞复等都是一时的革命分子。这种从意气风发到逃入鬼神之间的转变将他们的心态转变极度放大地呈现在后人面前。 　　辛亥革命前后，很多人乐观地认为民主共和体制一旦建立，国富民强的时代即将到来，“一旦脱去专制之缚，而为共和国之人民，则自由平等之幸福，可以立致”。但是频繁的战乱和波谲云诡的政局使国人大失所望。一时间，精英人物纷纷感叹时势。陈独秀直白内心，“今之中国，人心思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认为这种心态多由于灰心而来，“今之人心堕落，强半由灰心偷惰而来。人无爱群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富贵”。梁启超则称，“我国民志气之销沈，至今日而极矣”，认为晚清民气若为“深秋百卉萎黄，群动凄咽”，而民初则为“真晦盲否塞，寒沍惨慄，含生之俦几全丧其乐生之心，举国沈沈”，而致此消沉的原因为“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馀” 。胡适曾于1934 年双十节演讲中认为，“今日最悲观的人，实在都是当初太乐观的人。他们当初就本没有了解他们所期望的东西的性质，他们梦想一个自由平等、繁荣强盛的国家，以为可以在短时期中就做到那种梦想的境界。他们老想一个‘奇迹’的降临，想了二十三年，那奇迹还没有影子，于是他们的信心动摇了，他们的极度乐观成极度悲观了” 。 　　的确，这种极度乐观的心态在遇见困难时是极易转为陵谷之变的悲观和消极，民初部分知识分子消沉的心态显然反映了饱受打击之后的悲观之情。心态悲观见于行动，民初文坛出现消沉，“到了民初，许多晚清的宋诗派诗人，和维新志士，忽然变成遗老式的文人，写这一类满纸悲哀调子的文学了” 。 　　灵学会会员欧阳仲涛观察到其时国民心理的状况，自称不忍自白，“盖穷窘而不复可以自白矣”，特别是中流社会心理极其颓放，“颓放之心理，则只有两事，一曰衣食，一曰消遣”。曹聚仁在描述民初国人心理状态时说，“民初的人，不免陷于绝望与焦灼的情绪，大家都好似从手掌中溜走了什么似的，虽说整个世界的变动已在开始，我们却雾里看花，既看不出近景，也看不出远景。《甲寅》杂志记者的文字，从开头到结尾，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徐宝谦是近代著名的基督信徒，正是这种由乐观而悲观的焦灼心态促使其皈依基督教。此前，他对辛亥革命颇为乐观期待，“武汉起义，我正在北平税务学校读书，我该时相信革命成功之后，中国即可转弱为强”。但是，他发现革命之后，“一般革命元老，居然同旧势力妥协，生活居然腐化，因此我大失所望，辗转思维: 当如何拯救中国? 中国所缺少者究为何物?”革命的结果使其非常失望和迷茫，于是转而信从基督教。伍廷芳作为清朝体制内的二品大员，率先赞成共和，却在民初传播宣传灵学，自言“近窥人心不古，愈生厌弃，平日杜门谢客，专心研究道德、宗教等书，无心再预尘世事”。 　　这类由入世转出世心态者大有人在，曹聚仁因新闻记者的职业缘故，记下了诸多见证文字，“近来许多我所熟知的革命分子，都在那里抄《金刚经》、《心经》，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