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旗》的国际认识及“满蒙观”.docVIP

《赤旗》的国际认识及“满蒙观” 　　早在日共成立时，共产国际就要求日共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作为重要的任务。作为日共机关报，《赤旗》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从版面设计看，从 1931 年复刊后发行的第 34 期开始，《赤旗》在报头显著位置标注了“国际共产党日本支部”的字样;从第 36 期开始则在每一版报眉处用日语和俄语标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表明日共加深了其国际身份的认同，扩大了国际斗争的视野。从内容构成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支持中国革命的主张频见报端。 　　首先，《赤旗》对国际局势极为关注，特别是对共产国际的活动、苏维埃革命、中国革命作了大量报道。该报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政策是试图发动反革命战争，包围、破坏苏维埃同盟，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恐怖统治”，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的斗争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并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斗争。报纸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东亚反革命的主体，“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很长时间内对革命中国实施了武力镇压，对朝鲜、台湾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发动了罄竹难书的迫害和屠杀”，同时还对“苏维埃同盟发动挑衅战争”这些活动必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赤旗》一方面呼吁日本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拥护苏维埃同盟、中国、印度革命”另一方面将宣传“苏维埃同盟在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国际意义、革命意义以及中国革命、朝鲜、台湾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及重要性”作为重要任务。《赤旗》对中国革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心。 　　早在“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爆发后，《赤旗》在对日本政府对日共的镇压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同时，还指出“大规模镇压是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呼吁“反对企图侵略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战争”，甚至在名古屋第三师团出征中国时向士兵开展反战宣传。日共领导下的《赤旗》的反战言论令日本政府头疼不已，司法大臣原嘉道甚至公开表示“不消灭日本共产党，必然会妨碍对华战争，也会对帝国军人的出征制造麻烦”。 　　此后，日本加速了在华侵略的步伐，《赤旗》对此给予了持续关注，特别是在 1931 年之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呈现密集的趋势。1931 年 7 月 6日出版的第 45 期刊登了一幅题为《保卫中国革命》的漫画，并发文对蒋介石政权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蒋介石是“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强盗的走狗”。“最近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接连遭到破坏，领导人连续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其中很多都是日本间谍活动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不但可以直接为朝鲜、台湾革命提供借鉴，也可以切断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只脚，引发日本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对个中关系一清二楚，因此花费巨资秘密将数万陆海军士兵、间谍和浪人送往中国各地，让他们担任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指挥，让间谍到革命根据地搞破坏。最近，英、美、法等国的政府也开始参与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群众处于全世界帝国主义贼寇的包围攻击之中。”报道揭露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事实，同时还提出了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兵的要求，呼吁日本民众在国内开展斗争将“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社民党、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同流合污的大众党以及反对中国革命和朝鲜、台湾完全独立的无党派”统统消灭，并积极为中国红军提供武器，从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发起声援。其次，《赤旗》对日本的“满蒙政策”给予了揭露，并对中国东北地区局势进行了充分分析和把握。该报对当时日本政界、舆论界盛行的“满蒙生命线”论调进行了批判，认为该论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不把满蒙当作中国的一部分，而是将其作为日本的一部分”，从而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野心。该报对日本政府在“满蒙问题”上的一系列动向如满铁总裁和朝鲜总督的更迭、军队调配的动向等给予了关注，认为这一切都是日本试图“武力干涉苏维埃同盟和革命中国，发动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据”，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无论在什么地方发动战争，首先占领满蒙是它的策略”，因此上述动向清楚地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走向对苏维埃同盟和革命中国进行武力干涉的道路”由此断定“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苏维埃同盟战争爆发的危险性提上了日程”。该报呼吁日本工农群众开展反战运动，“不出一分钱军费，不送一个人当兵，反对为三井、三菱、猪油等大金融资本家的利益而发动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工人和贫农要拒绝一切租税和血税(兵役)，不为帝国主义做任何事情，为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全力奋斗”。1931 年 5 月，关东军导演了“万宝山事件”。《赤旗》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指出该事件的本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以此离间中朝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动用一切手段灌输民族偏见，煽动对立斗争破坏革命统一战线”，进而在该地区“封杀苏维埃同盟、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的根据地”。据此，该报认为，包括“万宝山事件”在内的日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