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国》俄译本中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语用等值效果分析.docVIP

《酒国》俄译本中的语用改译策略及语用等值效果分析 　　受历史、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曾被俄罗斯老一辈汉学家，诸如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李福清(Б.Л.Рифтин)等人大量翻译成俄语。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俄罗斯却译介得很少。不过，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在俄罗斯受到广泛关注。莫言作品的翻译成为俄罗斯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一个热点，也引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莫言获奖当年，圣彼得堡双耳瓶出版社(Амфора)便推出了俄译本《酒国》(《Странавина》)，译者是俄罗斯汉学家兼翻译家叶果罗夫(И.A.Егоров)。 　　“莫言作品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在他的小说肌质内部，有着一个历史文化、生命文化、放达不拘的民间文化等诸多体系相互纠结缠绕的巨大文化空间，对莫言作品予以文化意义上的体认与阐释，是我们能更快捷地切入莫言叙事艺术灵魂之所在的有效方式。”的确，《酒国》不仅有着独特的语言特色---词汇的杂语性、句子的多变性、修辞的多样性，同时，也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元素---成语、谚语和俗语、古诗词以及中国文化特有词汇等。这虽说是《酒国》的出彩之处，却也给它的翻译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如何使《酒国》汉语原文的特色在俄语译文中得以再现，让俄罗斯读者在读俄语译本时如同中国读者在读汉语原本时获得相同的感受，这将是俄语译者面临的首要任务。 　　一 　　由于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对世界的认识角度不同，因而在语言上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翻译时，常常会出现语义空缺的情况，译者有时并不能在译语中找到与原文等价的词句。近些年来，随着语用学的发展，“语用学各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科学的、微观的语用学分析方法……这些可以涉及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对于解决翻译中有关语言使用的各种问题都有所帮助，因此都能够被运用到翻译研究与实践之中。”[2] 　　塞尔(John　Searle)认为，语义表达是为实现语用目的服务的，译者首先要保证译文与原文在语用上的等值，然后再考虑语义等值和语形等值[3]。俄罗斯翻译学家什维采尔(А.Д.Швейцер)认为，等值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句法等值、语义等值、语用等值。语用等值是等值的最高层次，有时，为达到语用等值，可不考虑语义等值和句法等值[4]。据此可以认为，语用等值在翻译等值的层次中居于首要地位，是等值翻译的最基本条件，对实现等值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 　　利奇(Geoffrey　Leech)把普通语用学分为两类---语用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他进而将翻译中的语用等值分为两类：语用-语言等值和社会-语用等值。前者是指根据语境分析话语的言外之意，即说话人的语用含义，在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在语言上的差异;后者是指基于两种语言所属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翻译时要考虑译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传达原语的语用含义。 　　传达原文的基本语义是翻译的根本任务，但好的译文更应该完成原文的语用任务，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语用等值，从而使读者获得应有的阅读体会。为此，译者需要从文化背景和具体语境出发，掌握原文的语用含义，并选择合适的译语形式来表达语用含义。好的译作不仅要在内容、形式上生动地再现原作，更要在思想、感情上影响读者，进而传达原作内在的精神魅力。 　　苏联翻译理论家科米萨罗夫(В.Н.Комиссаров)在《当代翻译学》(《Современное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一书中谈到了语用改译，认为语用改译是达到语用等值的最有效途径。他认为，由于译文的接受者属于另一个语言集团，另一种文化，等值的翻译并非常常能确保原文语用潜能的传达，这就要求译者适当地进行语用改译，使译文能充分担当原文的替代物。他将语用改译划分为四种类型：即(1)保证译文接受者获得等同的理解效果;(2)使译文的接受者获得与原文相同的情感影响;(3)针对具体的接受者和交际情景进行必要的改译;(4)完成翻译以外的最高任务。第一种类型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由于缺乏对原文文化背景的认识，在阅读和理解原文时会有一定的困难，译者可采用如下改译方式，即增添和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等信息。一般来说，这些信息常为原文中的地理名称、专有名词、文化负载词等。第二种类型特指原文中某些具有特殊联想意义的词汇，如果这类词汇的联想意义不能被传达，则译文读者便不能获得相应的情感体验，即便在语义上做到了等值，但在语用上却是一种缺失。第三种类型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期望的交际影响和交际效果。在需要传达言外之意，或对译文读者施加一定影响时，可视具体的言语情境允许译文与原文有较大的偏离。第四种类型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翻译以外的最高任务，为此，译者可能会改变甚至“歪曲”原文，或为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