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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提高重症监护价值 　　伴随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和对重症监护需求的持续增加，重症监护病房人员和床位配置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为解决这一问题，一系列策略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前景的措施当属利用先进的医疗信息技术对患者进行住院分类筛选。电子健康档案数据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和改善重症监护价值的机会。医疗信息技术的发展则将发挥重大作用，保证重症监护这一昂贵而有限的资源得到最有价值地使用。 　　重症监护病房资源短缺 　　在医疗机构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幕：患者尚未挂号，病情却急转直下，亟需转入重症监护病房（ICU）治疗，而重症监护病房中并没有空余的床位。时间飞逝，在几个小时之后才做出决定将另一名患者转出重症监护病房，以接纳新的患者。患者转出之后，空荡荡的病房里散落着未使用的瓶子、器械包以及病号服，伴随着片刻平和与宁静的是医护工作人员无比的疲惫。在转入重症监护病房之前对患者的担心、在缺乏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临时的重症监护、发现其他患者在此期间被疏忽……这一切都让医疗团队精疲力竭。而这一系列的场景绝非第一次上演，或者也并非是最后一次出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情况变得有所不同呢？ 　　就在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的医院开始开设重症监护病房，旨在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照顾病情最严重的患者。今天，美国的重症监护每年要耗资超过八百亿美元。美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患者在住院治疗时死亡，期间接受过重症监护治疗，此外还有很多人使用过重症监护服务。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对重症监护服务需求的持续增加，观察人员担心目前配备的重症监护病房将面临日益严重的床位缺乏困境。2010年，美国飞跃集团（Leapfrog Group）的一项调查显示，接近三分之二的被调查医院无法满足重症监护病房的医务人员配置标准。 　　解决措施应运而生 　　为了应对重症监护专科医师的短缺，美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策略，包括使用远程重症监护监控，以及近期被美国重症医学会和医院用药协会所推荐的住院医师重症监护医师资格认证项目。这一情况也引起了国会的注意：有成员提交议案，敦促国立医学研究所和总审计长对重症监护病房的使用效果及重症监护医师和床位的供应情况进行检查。 　　然而尽管如此，这些措施的效果恐怕并不甚理想，最具前景的解决措施应当是应用先进的医疗信息技术制定患者分类决策，然而目前投入的努力似乎相对较少。诸如退伍军人事务部医疗保健系统和北加州的凯泽永久医疗集团等综合型医疗保健系统已经开始致力于使用电子健康档案为每位入院患者生成可靠的30天死亡风险评估。不过，这些结合了实验室检查实时数据、人口统计学特征、共存疾病以及生命体征等信息进行的风险计算目前并没有用于收住重症患者的决策。专业人士表示应该考虑推行更多鼓励措施，来促进医疗信息技术有意义地使用。 　　目前，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计划服务中心对医院实现医疗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提供财政激励。医疗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包括临床决策支持干预系统的实施。然而，对于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有意义使用”的定义并不明确。不过这种细节的缺乏也赋予医院最大的灵活性，在一些临床亟需的领域，某些特定的目标可以加速医疗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 　　在入院时对患者进行分类就是一个研究时机已经成熟的领域。对所有住院患者来说，分类决策可以设计其后续医疗过程。不过对于是否给予患者重症监护治疗，各家医院的分类标准还存在很大差别，这意味着至少存在着一些资源分配不当的情况。但毋庸置疑的是，可靠的、个体化的、以电子健康档案为基础的风险预测评估具有改善患者分类以及后续治疗效果的潜力。 　　重症监护存在使用误区 　　为了说明来自综合的电子健康档案的数据将如何有助于做出更好的分类决策，研究人员检索了2009年退伍军人事务部的121家急性病医院中因非外科手术原因入院的10万多名患者的记录。重症监护指南一直将重症监护病房描述为“病情最严重患者的治疗地点”。对于最常见的非心血管疾病的病例来说，遵照这一指南，病情严重的患者更有机会被收入重症监护病房进行治疗。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常见的心血管疾病统计分析，病情严重程度对收住重症监护决策几乎没有影响。 　　目前这一发现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却对原有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以前一直认为稀缺而昂贵的重症监护是留给病情最危重的患者的。一些研究证明，英国重症监护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要远远高于美国，美国多达40%的重症监护病房患者事实上并未接受重症监护水平的干预，其预期死亡风险也很低。对于这些发现，存在着一系列可能的解释：患有心脏疾病的患者有可能需要重症监护治疗，而不依据严重程度评分。然而，退伍军人事务部重症监护病房的严重程度评分可以很好地预测30天内死亡风险。在统计学分析中，心脏疾病患者的ROC曲线下面积为88%，而非心血管疾病患者则为81%。研究者未获得有关患者保守治疗决策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