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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成立后的春节日记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新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到身份认同的过程。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16年洪宪帝制失败, 仅5年时间, 人们已经具有反对帝制的意识, 初步接受了民主、共和等观念, 这固然与国民党、社会政团及知识精英的宣传有关, 但也与中华民国政府通过多种方式对国民进行塑造有关,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极短, 因此, 北洋政府对于新民国形象的塑造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 国内近代史学界对此尚无研究, 而且由于史学界长期对北洋政府持否定态度, 也较为忽略该政府在塑造新国民的积极作用, 对于从国庆节——“双十节”仪式角度去分析更是付之阙如。“双十节”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符号, 它的创建是整个民国政治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英国学者Henrietta Harrison曾在《塑造中华民国国民:中国的政治仪式与象征1919—1929》一书中, 将国庆节作为政治仪式进行过研究, 为本文奠定了基础。(P93-98)但是, 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之处, 如民众对于“双十节”的参与及接受程度到底如何, 作为组织者主体的北洋政府举办“双十节”庆典的目的与作用, 均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以重新理性评估北洋政府在对新国民塑造方面的作用。 一 国庆日: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认同 关于“双十节”的说法, 由国民党人吴稚晖首先提出。国庆纪念日由阴历的八月十九日改为阳历的十月十日, 他认为 “十月十三字甚为凑巧, 正与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一样好, 大较八月十九日为直捷, 如其援重九之例, 命名为双十节, 尤为简便。”民国成立之初, 北洋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使纪念日程规则化, 使其获取了权威的标准形式, 从而强制性的使民众参与到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中。 1912年9月25日, 参议院议定“每年阳历十月十日 (武昌起义日) 为国庆日, 正月一号 (南京政府) 二月十二号 (北京宣布共和) 为纪念日, 各举行祝典。”29日, 袁世凯签署大总统令, “参议院议决国庆纪念日案, 兹公布之。武昌起义之日即阳历十月十日为国庆日, 应举行之事如左:一 放假休息; 二、悬旗结彩;三、大阅; 四 追祭; 五赏功; 六 停刑; 七 恤贫; 八 宴会。南京政府成立之日 (阴历正月初一) 暨北京政府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 (即阳历二月十二日) 为纪念日, 均放假休息。”由此, 国庆日成为国家法定节日。北洋政府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 暗含了对武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肯定, 同时也使民众对北洋政府统治权力的来源产生想象性认同。 中国制定国庆日是效法自欧美, “法美各国均以革命独立之日为国节, 我国国节亦应效法英美自是一定, 办法即以武昌起义之日为国庆日而更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及北京宣布共和南北统一之日为纪念日, 以为国庆日之辅助。”国庆日的创造蕴含着对新生政权艰难诞生的历史记忆。因此, 国庆节作为纪念日是欧美近代民族国家统治者有意识创建的一种政治象征符号, 利用国庆日, 以定期回顾伟大的历史开端, 进而唤起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国庆纪念日的举行, 能够有效的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众联合起来, 提供一种大众层次上的经验与记忆, 从而激起他们对国家的强烈感情。 正因为如此, 尽管国庆纪念日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 因国体的变更而暂时遭受到了禁止, 但是帝制取消以后, 北洋政府重新恢复了国庆纪念日的庆祝活动, 以利用民众对国家的感情来加强自己的统治。1916年12月21日, 公布了《民国纪念日修正案》, 规定: 一、 昌起义之日, 即阳历十月十日, 为国庆日, 应举行之事如左:一放假休息 二悬旗结彩 三大阅 四追祭 五赏功 六停刑 七恤贫 八宴会。 二、 京政府成立之日, 即阴历一月一日北京政府宣布共和, 南北统一之日, 即阳历二月十二日, 国会开幕之日, 即阳历四月八日, 云南倡议拥护共和之日, 即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纪念日, 均放假休息。” 北洋政府通过在双十节有意识地利用仪式、庆典, 动员民众参与国家纪念日的庆祝, 从而赋予双十节国家政治符号的价值, 进而重构着民间社会关于国家形象的想象, 而这种被重构了的想象又在影响着他们对于“国家历史”的记忆, 进而重建着他们对北洋政府统治合法性的认同。 北洋政府设计和利用国庆日动员民众的感情以支持其合法性, 并激发民众对其政策的热情。在传统社会, 民众与国家的距离比较疏远, 国家控制人民的深度和力度也极其有限, “天高皇帝远”并不仅仅是对皇权的蔑视, 而是实际存在的情况。民间基层社会有着很大程度的自治权, 其对地方上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强于国家。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 使近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光复之初, 所排者异族而已, 所推翻者帝政而已, 苟与此二者无关, 而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