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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当前的调查与思考 一、 人类学田间调查 在现场调查中，英文名称为“现场工作”，并被翻译成野外调查、现场调查、现场调查等领域的工作。美国传统辞典中的定义是:“The collecting of sociological or anthropological data in the field.”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人类学范畴的田野调查工作。其主要内涵是,人类学家进入要研究的文化群体,对这一族群及其文化进行的调查及研究。特征是研究者长期与被研究者居住在一起,参与、观察当地的生活,研究其社会结构,了解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以达到研究者的工作需要。田野调查是研究者收集资料和建立理论规则的主要依据。 人类学和田野调查工作在近代从西方传入中国,中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深受西方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至今,我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现状不太令人满意,所以有人质疑当前的田野调查工作,认为夸大了它的学科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田野调查真的不适应目前的学术研究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其价值与意义又体现在哪里? 二、 实地调查与分析 1. 世纪20年代中期至今稻田调查的发展 田野调查工作是伴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而展开的。在20世纪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地研究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中国民族学家们曾到东北、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地,对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文化群体进行了实地调查,从中获得大量资料(p.168),从而为中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这个时期不仅调查的空间极其广泛,而且为学科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研究骨干。也就是此时,人类学形成了重视田野调查的学科规范,并将之作为宝贵经验保存下来。 80年代初期以来,许多田野调查的涉及面较以往大为扩展。但是,到目前为止,田野调查的数量仍灰不足。尽管建国至今一批批的学者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也得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但相较于我国广袤的国土环境和众多的民族分布,仍然是不够的。比如,“除少数调查点外,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的汉人的社区缺乏田野调查,文化底蕴分析则更少。”(p.385)另外,对于同样的地区和文化族群,不同的研究的着眼点不同,需要的资料的细节也是不同的,很多学者在进行文本研究的时候总是嚷嚷着缺少资料,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而且,表面上十分充足的资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忠实于原文化,“去年到晋中某县做田野,……发现那里的县卷本有意识地保留下来一些,也有意识地删去了编纂者认为不合适的许多(包括异文)。” 我们仍要将田野调查作为我们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基本手段,而且也只有研究者自己才了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材。同时,研究者的田野工作也是我们民间文化工作者保护和抢救散落在乡间、被人忽视、濒临消亡的优秀民间文化的最好方法。 2. 利用调查的数据、框架进行理论研究是构建理论基础的前提 质量问题更是田野调查的关键。田野工作的参与者们做出了很多贡献,他们以细致全面著称,尝试更深入地融入被调查的文化群体中。“但是,也有一些田野工作没有强调民族学的专业规范,对民族文化方面的田野工作着力不够,专业规范性欠缺,学术理论准备不足。”(p.3859) 田野调查是建构理论的基础,目的是验证特定的假设。但是,这种假设必须在充分查找资料、构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足够充足理论支持的假设是“伪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也是没有意义的。通过调查得到的数据和素材,应该作为纠正、增强或检验已有理论框架的工具,改正错误的,形成正确的理论假设,建立并不断发展构建的理论体系。在这点上,学者指出,“实地调查研究有更多新要求的情况下,就显得更不适应了”,“实地调查并不是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终结,实地调查的成果还只是人们认识社会文化现象的初级阶段,它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即要上升到更高一层的理论性认识。” 从选题、构建理论到最后通过田野调查完成理论与假设的检验,并进一步提出新的假设,形成成熟的理论假设体系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周期,而这个周期还将不断地循环往复,使得研究形成的理论不断地完善和成熟。 3. 进行家庭文化研究的实地调查 一个专业的人类学工作者首先是受过田野作业训练的人。一些出色的人类学家都有自己非凡的田野工作经历。鲍亚斯(Franz Boas)是正式开始进行人类学科学田野调查的学者。他乘皮船和雪橇在爱斯基摩人之中作长期调查,后来又研究北美西北岸的印第安人。他主张对一个地区文化历史做认真仔细的研究,强调收集资料的重要性。而马林诺夫斯基首倡参与观察法,主张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应在所调查地区长期居留,学习当地语言,完全投入当地人民社会生活中去,才能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一方法至今仍是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重要环节。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曾在澳洲、非洲等地长期从事调查,对于如何搜集原始社会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