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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当代纪录片 　　长期以来,纪录片的叙述者就是纪录片的作者,由作者来告诉观众他的所见所闻。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用喇叭”式纪录片、苏联和中国“形象的政论”式纪录片、概述片的解说词天马行空大而无当,画面支离破碎、毫不相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许多观众望而生厌。由创作者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走入了由“意识”充当叙述者的死胡同。 　　如何才能回归纪录片的本质,找回纪录片的核心价值?中外纪录片创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眼见为实”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纪录片区别于报告文学和广播实况剪辑,在于它纪录了时空,有画面为证。基于这样的媒介特质和价值观念,还必须在叙事策略上与之相适应。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外纪录片创作者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办法――用片中的人物充当叙述者进行叙事,让叙述者以“我在场”的优势,赢取观众的信任和青睐。这一叙事方法的突破,把世界纪录片创作推向了又一高峰。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诞生以来,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纪录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蔚为大观。 　　在2009中国(广州)纪录片大会上,笔者看到了一批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中外纪录片。大会共收到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的纪录片510部,其中中国的纪录片163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片399部。笔者随机抽看了35部,用片中人物充当叙述者的纪录片有9部,包括《地球宣言者》(新西兰)、《边境以外》(比利时)、《声光转逝》(中国香港)、《我在北京的生日》(美国)、《举杠铃》(英国)、《开怀大笑》(加拿大)、《北极大冒险》(美国)等。以叙述者的特性为标准划分,这些纪录片可以分成叙述者是当事人、叙述者是见证人、叙述者是探索者三类。 　　 　　叙述者是当事人 　　 　　这样的纪录片有《地球宣言者》(新西兰)、《边境以外》(比利时)、《十七岁的桥》(中国)、《举杠铃》(英国)等。 　　新西兰纪录片《地球宣言者》是一部讲人和大自然情感的纪录片。作者在新西兰全国选取了10个有不同特点的自然景区,在每个景区选择一个人物充当叙述者,讲述他们与大自然密不可分的故事。这些叙述者分别是诊所医生、草药师兼野生植物保护主义者、环境学家兼摄影师、植物学家兼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森林园艺师兼鸟语者、植树者、植物学家兼养鸟人、泥土保养师兼有机园艺师、厨师兼毛利人菜谱收集者、种子保护者兼园艺师,以及当地的妇女。在他们的叙述和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画面中,观众分享了他们和自然和谐共处所产生的愉悦和人生经验。例如,第二位叙述者、环境学家兼摄影师克里格?波顿先生告诉观众:“在森林里你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森林有自己的步伐、自己的脚步,那里到处都是生命。”从他的叙述中,观众知道了也理解了他为什么会花20年的时间,联合许多人去与开发森林的行为做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将那个地区变成了国家公园。 　　让当事人充当叙述者是一举多得的绝妙做法: 　　第一,能极大地保证叙述的真实感。试问,还有谁比当事人的讲述更能使人相信吗? 　　第二,能真实地表达人物的所思所想。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有他自己知道,旁人的叙述,只是推测而已。他自己讲出来,因为真实、可信而感人,也可以极大满足受众的窥私欲。 　　第三,让当事人充当叙述者,本身就是刻画当事人的重要手段。他叙述的真与假、快与慢、生动有趣还是沉闷无聊、是乐观还是悲观,让受众一目了然。纪录片主角在向观众讲述他的亲身经历时,横亘在荧屏和观众面前这“第四道墙”就自然拆除了。 　　 　　叙述者是见证人 　　 　　亚美传媒出品的纪录片《声光转逝》,介绍了中国影戏院在美国的兴起和消亡。影片采访了18位从小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年华人和电影导演吴宇森、摄影师杜可风,让这20位被采访者充当叙述者,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了解的美籍华人对中国戏剧和中国电影的喜爱。他们分别是电影爱好者、舞蹈演员、退休教师、历史学家、社区领袖、基金创办人、中美文化研究专家、商人、粤剧演员、出版人和电影人。他们的讲述,加上陈旧的当年戏剧电影海报、粤语残片和武打电影镜头,复活了中国电影和粤剧在旧金山的辉煌和繁华,也复活了他们的父母等老一辈华人华侨身在异乡的峥嵘岁月。 　　《变脸――致安东尼奥尼的一封信》(中国)和《我在北京的生日》(美国)分别是两位中国和美国制片人拍摄的纪录片,他们都以第一人称,用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观众改革开放后一个变化了的中国。1972年4月13日至6月16日,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周恩来邀请专程来华拍摄了长度为4小时的纪录片《中国》。2009年,一个中国青年看到了这部影片,很想知道安氏当年拍摄的那些地方37年后发生了什么变化,于是他们沿着安氏的足迹,先后到天安门、长城、十三陵、北京国棉三厂、故宫、王府井、河南林县红旗渠以及苏州、南京、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