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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文化,还是新天下主义 　　近一百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出，辛亥革命之后，国人对立宪政体的追求，只是政治的觉悟，吾人如今需要伦理的觉悟，明晓共和立宪政体须以平等自由为原则，因此要打倒孔家店，用西方新学代替儒家的三纲伦理。他称之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知识界又重新出现了文化自觉的声音，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然而，主流的看法与百年前的启蒙思潮，早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如今被批为“政治不正确”，西化似乎在立场上也具有毋庸争辩的原罪，而21世纪的文化自觉，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乃是一种“中国的”文化自觉，更确切地说，是以儒家文化为本位的文化重建。 面对文化自觉的各种声音，我以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厘清：首先，文化自觉与制度自觉是什么样的关系？其次，是文化自觉，还是文明自觉？最后，我们要的是什么样文明，是“我们的”文明，还是“好的”文明？ 张灏先生早就分析过，晚清以来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乃是政治秩序的危机与心灵秩序的危机。辛亥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依然处于历史的大转型时期，两个秩序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自由派关心的焦点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秩序的重建。诚然，制度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核心，即便是重建核心价值和伦理秩序，首先也需要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人性具有神魔二元性，既有向上升华的一面，也有向下沉沦的另一面。在一个民主、宽松、和谐的制度环境之下，会激发出人性中向善的良知冲动；而在一个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严酷体制里面，人性中相互防范、相互残杀的动物本能便会泛滥成灾。因此，文化自觉的前提，是要有制度的自觉。 然而，不要以为只要制度改革实现了，一切文化的、伦理的问题通通会自然而然地迎刃而解。这种思路与当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纲举目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纲的内容置换了而已。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过投票民主、立宪政治，在民国初年这些制度性设置统统出现过，但不是昙花一现，便是制度失灵。个中一个原因，乃是制度的背后，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支援意识。西方大哲沃格林有言：政治秩序乃心灵秩序之展现。心灵秩序发生了问题，政治秩序在运作的时候，也会发生畸变。这些年中国之所以乱象迭生，固然是因为民主法治的制度性架构尚未到位，同时也是因为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正统意识形态崩解之后，社会的核心价值和伦理秩序出现了巨大的真空，价值相对主义和伦理虚无主义掏空了人们的心灵，屡屡突破良知的底线。台湾之所以在解严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实现从威权到民主的制度转型，逐渐展现出与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接近的成熟面貌，乃是在心灵秩序层面一直保持着相对的持续与稳定，即使在政治最混乱的陈水扁时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依然存在，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依然健全。然而，大陆所面临的乱象，所乱的不仅是制度，也是人心。诚如网络流传的那样：形势大好，人心大坏。大坏的人心，要靠制度改革来拯救，但又不能迷信制度万能。制度，毕竟只是治标，治本良方，依然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文化自觉。乃是对制度背后的文化有一种自觉。这种自觉，既是一种对现今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反省，也是试图融会古今中西文化的积极重建。 到了21世纪初，古老的中国已经重新崛起。然而，崛起的只是富强，而不是文明。由此引发一个问题，究竟我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自觉，还是文明的自觉？文化与文明作为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在近代德语之中，文明（Zivilisation）意味着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或本质，而文化（Kultur）则强调民族之间的差异和族群特征。简单地说，文明是普世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文化是特殊的，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的族群、民族或者国家。在19世纪初英法启蒙思想传播到德国的时候，德国的知识精英曾经试图发起一场以文化vs文明的抵抗运动，用特殊的德意志民族文化抵抗普世的英法现代文明。这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以文化对抗文明的“文化自觉”，从19世纪的第二帝国到20世纪的第三帝国，两个帝国的制度实践背后，皆有这一“文化自觉”的深刻背景。但德意志民族在西方文明内部的“文化反抗”运动，最后以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毁灭性失败而告终。战后的德国痛定思痛，开始转向与英法文明接轨，同时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极探索欧洲文明的莱茵河模式，如今在欧共体内部已经成为超越法国的主导性大国。德国的这段历史意味着什么？说白了，就是任何一种文化自觉，不能建立在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抗的立场，那是自取灭亡、自取其辱的错误选择。唯有积极融会到主流文明之中，不仅参与，而且改变；不仅接受，而且奉献，方能在世界主流文明之中，创造出一种真正具有正面价值的特殊模式。今日中国鼓吹文化自觉的各种流派，无论是新儒家、儒教宪政主义，还是中国富强本位的国家主义，都须重温当年德国和日本的历史教训，民族国家本位的“文化自觉”固然不错，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