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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国际惯例一般性质及其与我国现实立法衔接问题 　　[摘 要] 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长期反复的实践中逐渐缓慢形成的，在某一特定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习惯性做法。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惯例对于国际经济交往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国际惯例在一般法理上的含义及发展过程、应用实践等问题进行梳理，对我国当前经济立法中国际惯例所发挥的作用提出几点看法。 　　[关键词] 国际惯例 国际习惯 经济立法 　　 　　一、国际惯例的含义与演进发展过程 　　1.国际惯例的含义探究。惯例，在英文中存在着“general practice”,“usage”，以及“custom”等多种表达方式。按照我国国际法权威学者王铁崖先生在其主编的《国际法》中的表述，国际习惯“是指作为惯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是各国重复类似的行为而具有法律拘束力的结果。这里的习惯应当是“custom???而不是“usage”，对于习惯和惯例的区别联系，该书认为惯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惯例应当既包括国际习惯，又包括尚未有法律拘束力的一般做法，而狭义的国际惯例仅仅指后者。 　　进一步追问，以上三个英文单词在具体的内在含义上是否存在具体差别，我们会发现：“general practice”一般被翻译为通力或者一般做法。以国际贸易术语作为例子来看，各种不同的贸易术语在国际贸易的长期实践中不断被反复使用，能够比较稳定地反映交易双方承担不同交易义务的一般做法，久而久之，商人们便将其作为商品交易的习惯（“usage”）。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商品交易的习惯，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和更多的主体之间等到应用和认可，只要在交易中选定了贸易术语，买卖中的运输、保险、交货等义务的履行方式就等到了确定，这使得习惯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惯例。 　　国际贸易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国际商业惯例往往首先是由一些在经贸领域有很大影响力的大企业在交易中反复实践，在此基础上逐步成为平等交易中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般做法（“general practice”），继而升格成为贸易习惯性作法（“usage”），直到最后取得具有长期稳定性的惯例的地位（“custom”）。国际贸易法之父“施密托夫”认为“所谓商业惯例，应当是应用极为广泛的，凡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们都可以期待他们的对方当事人会合理遵守的商业习惯和标准作法”。但是以上论断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一般做法、贸易习惯性做法与惯例的转化到底在何时完成，完成的标志是什么？正是由于这种区分的困难性，实践中我国学者对与国际惯例的产生标识,以及性质也存在诸多争议。 　　2.国际惯例的演进发展过程。一般法学史理论认为，国际惯例的产生源于国际经济交往主体长期反复的实践，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世纪的欧洲，尚没有现代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大量商人在城邦之间进行贸易，客观上有统一交易规则的要求。随着各地相同的长期反复实践，商人习惯法逐渐产生。由于中世纪的欧洲社会等级分明，所以所谓的商人习惯法实际上还只是对于商人这个阶层普遍使用的一般性做法的总称。这种一般做法一般杂乱无章，缺乏系统性，只能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法律。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模式的大潮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巩固其技术和产品的垄断优势，纷纷先后建立起本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各国法律规定的差异和冲突成为常态，给国际经济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传统国际私法虽然有大量冲突规范用来解决法律冲突，但面对国际经贸交往的多种多样的新情况，仍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各国开始寻求制订多种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用双边或者多边的条约来解决国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法律新问题。于是《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协定》等知识产权领域的新条约不断出现，这些条约中的许多规范都来源于商人习惯法。时间推移至20世纪，国际组织大量出现，他们致力于协调国际经贸关系，将过去那些非系统性的商人习惯法进行整理编纂，也就是将商人习惯法成文化。在这种努力下，《跟单信用证统一管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华沙―牛津规则》等纷纷诞生。 　　第二次事件大战后，科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资本的跨国流动和技术贸易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增长的速度已经超越传统的有形商品贸易。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些国家反复实践的投资和贸易管理的一般做法，越来越被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些做法也已经或者正在向惯例方向转化。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国际惯例有以下几个特点：(1)国际惯例是来源于国际经贸往来的实践，在长期反复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适用的某一特定领域的做法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