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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制度框架 　　[摘要]无地农民工是当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其对城乡社会稳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影响。文章立足金融危机下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必然性的分析以及在融入上存在的问题,对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在解读这一问题的基础上,以无地农民工与城市相融发展乃至这一群体问题的解决为目标,提出实行渐进式户籍制度的系统重建、以无地农民工土地承包使用权丧失的补偿为基础的“融城”成本分担机制、以在无地农民核心地区“9+3”义务教育模式试点为基础提升主体城市融入能力以及强化非正式制度建设,形成观念、文化与心理认同的调适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F30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43-06 　　无地农民工是应该分配土地的农民因为相关政策原因而没有土地经营[1]、以外出务工为主的一种独特经济活动现象,其诱因在于30年土地承包制度不变性和计划外生育对土地的剥夺所产生的新生儿和婚姻人口不能享有土地分配权[2]。目前,以新生儿为主体的无地人口已成为无地农民工群体成员来源的主要渠道,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一个特殊群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失地农民国内外学术界的大量研究,对无地农民以及延伸出的无地农民工研究关注相对较少,且视角主要集中于管理者角度,较少以帮助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无地农民工经过近些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亟需从社会和谐的视角认真考虑这一群体的发展问题。此外,对无地农民工如何给予城市待遇或一个明确的城市身份预期,也是城市发展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而相关研究对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较少关注,很可能诱发无地农民工群体快速发展下的农村土地不均衡和城乡矛盾的激化,对未来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将有可能构成威胁。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无地农民工问题有了新的变化,其融入城市的意愿和趋向随之变化,本文立足金融危机下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必然性的分析以及在融入上存在的问题,对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无地农民工与??市相融发展乃至这一群体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一、无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从无地农民工未来的转化趋向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3]:第一类能在城市定居并成为市民,有着医疗、养老等保险;第二类滞留于城市,最终成为城市中的赤贫者;第三类返回农村,继承父母土地或承租土地耕种为生。从理论上讲,在现有相关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最终意愿选择留在城市的前两类所占比例较低,选择最终回归农村的应该是无地农民工的主要趋向。以下主要对最终回归农村的这类无地农民工进行分析,探讨无地农民工这一趋向的合理性。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无地农民工的回流。表象上看,无地农民工回流可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和劳动力结构老龄化趋势。但从实际看,效果并不是很明显。首先,无地农民工自身没有土地,其回归从事农业以及改善产业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的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实地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群体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存在着代际差异。以青年为主体的无地农民工凭借年龄、体力和技术等优势可以适应更高效率和更大强度的工作[4],在金融危机中不会成为优先淘汰的对象,所以返乡农民工中的无地农民工比例相对较低。但返乡的无地青年农民工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重新回到土地中。农民工群体进城返乡行为的选择因外出动因的不同在金融危机也存在着代际差异。与上一代有地农民工不同,作为当前劳务输出主体的无地农民工其实已经摆脱了生存论预设下采取的 “生存--经济”认知模式,更加注重主动追求个人发展以及融入城市的机会[5],很少真正愿意返乡并把农村和土地当成生存之路。据重庆开县团凤村2009年1月初的调查统计,只要环境条件适合50%以上的回流劳动力会再次选择外出。同时,对无地农民工而言,逐渐适应和形成的市民化思维与生活方式以及无土地情况下外出务工是其主要出路的理念已经融入其价值体系,成为许多无地农民工禀赋的一部分。依照行为经济学家Thaler的禀赋效应理论,无地农民工会对无地而其他方式获取土地耕种成本较高背景下成为农民工给予更高且相对惟一的价值评价[6],并对回归后的外出再就业表现出较强的意愿。此外,土地、务农技术、农业就业吸纳等问题的存在对无地农民工较低的务农选择率也有贡献。所以,金融危机下青年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回流很少,不仅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的缓解作用不大,而且又因为大量中老年农民工的回流,劳动力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反而得到了强化。 　　当然,归乡的无地农民工不选择务农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选择自主创业,返乡原因的调查显示,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返乡农民工为中西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