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韬眼中父亲――茅盾.docVIP

韦韬眼中的父亲――茅盾 　　 　　2007年11月，茅盾先生生前留下来的六大箱档案资料，由其子韦韬经手，捐赠给了茅公家乡――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韦韬说：“这意味着从1981年父亲去世到现在，二十六年来我为父亲所做的事情终于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作为茅公的独子，韦韬被父亲称作是“我大半生活动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在儿子眼里，这位中国现代文化的先驱、被称做中国文学史上一座丰碑的父亲，又是怎样的形象呢？2008年早春的一天，笔者在位于京郊的韦韬先生的住所，聆听了八十五岁高龄的韦老讲述对父亲的记忆。 　　 　　在我幼年记忆里，父母亲整天是忙忙碌碌的 　　 　　我是1923年出生的。印象中，我和长我两岁的姐姐是在奶奶的教养下度过幼年时期的。从我记事到背上书包上学的那四五年，父母好像整天忙忙碌碌。那时我们住在上海，父亲却多次离家，去了广州、武汉、日本，少则半年，多则两年。我长大后才知道，去广州，父亲是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母亲一起去武汉，是参加1927年的大革命；而去日本，则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政府的通缉。 　　父亲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但许多人却不知道，他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16年，父亲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上海，进了商务印书馆，后又主编《小说月报》。在那里，父亲第一次读到《新青年》，这激起了他在各种思潮中寻求真理的欲望，并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新青年》从北京迁到上海出版，父亲见到了陈独秀。因为志趣相投，父亲顺理成章地担当了《新青年》的“铁杆”撰稿人。1920年7月，陈独秀等人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父亲也加入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父亲成为第一批党员之一。 　　1926年10月，父亲在母亲陪伴下，来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原黄埔军校）任教。不久，又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血腥镇压起义工人，《汉口民国日报》开始整版刊登讨伐蒋介石的文章。1927年7月下旬，父亲奉中央之命赶到九江，准备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但因交通阻断滞留，不得不转道回到上???。当时，父亲已被列入南京政府通缉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名单，处境十分危险，无奈只得隐匿家中，过起与世隔绝的生活，并开始了文学创作。 　　 　　我和姐姐很奇怪，父亲怎么不出门了？天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他写作时，我和姐姐只要听见鸡毛掸子敲桌子的声音就乖乖闭嘴，不敢再吵闹。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敲桌子只是提醒我们小声点，别影响他写作。不过，那一阶段我们却有了与父亲难得的亲近机会。他对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不闻不问，却鼓励多看书，让我们到书架上找自己喜欢的书看。有一阵子，我对美国房龙著的《人类的故事》看入了迷，父亲发现后又悄悄地买了房龙的另一本有关世界地理的书《我们的世界》让我看。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唱《国际歌》，我和姐姐年龄虽小，但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歌，是很神圣的歌，只能在家里秘密唱。那是父亲对我和姐姐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在学校游戏时，同学们分两派“玩打仗”，我总是加入“共产党”那一派。 　　 　　长成青年时，父亲把我和姐姐送到了延安 　　 　　1928年夏，为了躲避国民党的通缉，父亲被迫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直到1930年4月初他才回到祖国，继续文学创作。 　　抗战期间，许多地区相继沦陷，父亲考虑上海不能久守，就把奶奶送回桐乡老家，带着一家四口，开始了战时的流浪生活。1939年年初，我们全家从香港经昆明、兰州，飞往新疆。当时新疆是盛世才的天下，这个“土皇帝”利用“进步”外衣作伪装，暗地里却实行严密的特务统治，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受蒙蔽。随着一些进步人士陆续被捕，父亲的处境也日益险恶。1940年4月，奶奶在家乡去世，父亲趁机向盛世才请假奔丧，这才让我们全家得以离开新疆。一年的经历，总算有惊无险，6月，全家终于平安抵达延安。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在延安，我们真正感受到抗日的热情，全家都希望能在这里常住。父母住在鲁艺的窑洞里，父亲一边授课，一边筹划去华北前线看看。我和姐姐则分别进了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姐姐在女子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很快加入了共产党。她本来天赋就高，中学时英语成绩已经很好，在新疆的一年，父亲还特意请了一位俄罗斯族女教师教她俄语，所以她很快就转入军委俄语专训高级班学习。 　　在延安才住了半年，周恩来就从重庆发来电报，希望父亲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在国统区进行抗日宣传，并希望父亲到那里工作。母亲坚决要和父亲偕往，她认为，孩子已经大了，又有组织照管，留在延安让人放心。而父亲体弱多病，身边更需要有人照顾。父母去了国统区，奔波于重庆、香港、桂林等地。夜深人静时，他们最牵挂的就是远在“天边”的儿女。父亲曾写诗寄托思念之情：“……桓桓彼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