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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近现代图书馆学典籍的必要性 　　王子舟，男，1957年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未入任何党派。1999年至2005年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任教，兼任过图书馆学系主任。2006年调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兼任系副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原理、图书馆学史、图书馆管理、知识受众与阅读)和古代藏书史与藏书文化。主要著作有《陈寅恪读书生涯》、《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基础教程》、《图书馆学是什么》，发表论文90余篇。参加过多个国家和教育部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弱势群体知识援助的图书馆新制度建设》(05ATQ002)等。 　　[摘要]研究图书馆学史是理解本学科基本特质的前提，阅读近现代图书馆学典籍不仅是了解学术史的主要途径，而且有助于打好图书馆学专业的基本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感觉。 　　[关键词]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学要籍近现代 　　[分类号]G250 　　 　　学科或专业的活力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对过去的记忆；一是对未来的期望。有记忆我们才能够反思，有期望才会去探索。记忆意味着要你必须先去经历，即对本学科或专业的历史要了解一遍，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做学术史的研究，目的是寻找出学术发展的逻辑关系、演进路径。但是，做这项工作是吃力不讨好的。首先，别人认为你不是在搞学术前沿的东西，将精力投注此处得不偿失；其次，研究学术史要花很大的力气，成果出得太慢。这大概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图书馆学欣欣向荣的情况下，竟然没有一部出色学术史的重要原因。 　　不仅做研究的人不重视学术史，现在图书馆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也没有几个人去认真读图书馆学的旧籍了。我们的学生在许多场合经常出现令人可笑的常识错误，写出来的文章也硬伤累累。甚至在专业课堂上，老师提问一些本学科大家及其主要作品，满堂学生竟茫然不知。真的不知道，一门逐步失去记忆的社会科学，它的生命力到底能持续多久。教师卖热点，学生追时髦，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认真思考本学科的一些元命题了。 　　1901年，梁启超先生曾痛砭时弊曰：“中国学风之??，至本朝而极，而距今十年前，又末流也。学者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在重蹈旧辙，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当此学术腐败蔓延、学术流弊伏窜之时，只有认真面对学术甚至是以殉道的精神去作学问，方有可能挽狂澜于既倒。而实现这样一个转折，我们的学生、我们的研究者，都应该了解学术史，尤其是图书馆学的历史。 　　其一，了解图书馆学史是理解本学科基本特质的前提。今天的图书馆学可谓有了长足进展，成就斐然。然而这些成就并不是当代人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它是近代以来几代图书馆学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近现代图书馆学家的学术贡献为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打下了基础。这是一个怎样的基础，它对其后来作出了怎样的规定性?我们能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建树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了解过去。阅读近代以来的图书馆学要籍，应当是本学科研究者们应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我认为，阅读早期图书馆学著作与阅读同时代人著作相比，所得到的教益也会同样之多。 　　其二，阅读图书馆学原籍能建立起真实、可靠的学术感觉。现在很多文章引用早期图书馆学著作的材料、观点，多出于“二手”文献的引述，仿佛这是公知学术常识。其实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以往学术著作中的某个论点，它有上下文的话语环境，甚至一本书、一个时代都是该论点的语境。不了解当时的语境，我们把握某一论点、思想就会有失准确，难除隔膜。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只有认真翻阅那些泛黄的原始文献，才能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只有仔细解读那些繁体字乃至文言文，才能领悟先贤的睿智与感情”。 　　其三，阅读图书馆学原籍能发现学术谬误，复原客观的材料或观点。例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教科书在述及以往人们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时，都会提到刘国钧先生提出的“要素说”，称刘先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五个要素(图书、读者、领导和干部、建筑与设备、工作方法)，其实这是一种以讹传讹。我们读刘先生1957年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就会发现刘先生说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主要指称图书馆事业。过去顾炎武提倡作学问要“采铜于山”，就是要求从原始文献人手，不要以二、三手文献为依据。他将著述比作铸钱，说古人铸钱采铜于山，今人铸钱只是找现成的废铜旧钱，结果是“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 　　现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着意重印一些图书馆学旧作，准备推出一套《近现代图书馆学要籍》(暂拟名)丛书，此项工作体现出了对学术史的深刻理解与高度重视。我想这套书发行量不会很大，更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但我们不得不钦佩出版社的睿智与胆识。 丛书名不叫“经典”，而称“要籍”，我的理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