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工程融资改革与攻坚克难.docVIP

重大工程的融资改革与攻坚克难 　　口述：吴祥明 　　采访：谢黎萍、张红仙、孙宝席 　　整理：谢黎萍、孙宝席 　　时间：2008年5月6日 　　 　　【口述前记】 　　吴祥明，长期参与上海城市建设和重大工程的决策与实施。1983年7月至1990年4月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4月至1992年11月任市建设委员会主任，1992年8月至1997年5月，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其间，先后兼任八万人体育场工程、外滩综合改造工程、人民广场综合改造工程总指挥。1995年5月至2000年10月，任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2000年10月至今任上海市磁浮快速列车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我1983年到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主要搞基本建设投资。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历史欠账的确很多，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从上海解放到1985年，上海没有独立财政，上海财政和中央财政是在一个锅里吃饭，这也是为了保障整体利益的需要。实际??上海财政局是中央财政部的派出机构，上海的开支完全纳入中央的统收统支，当然这也是当时形势的需要。所以讲重大工程，大家都想发展，但关键是解决一个钱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20世纪80年代初，我去计委的时候，全市财力只有4亿5千万元，对整个上海来说，太少了，实在拿不出多少钱来搞重大工程建设。 　　当时上海市的三位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看到这种情况，就向中央提出能否给上海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当时中央财政也很困难，但为了上海的发展，中央还是接受了上海提出的定比分成的建议。定比分成就是上海每年的财政收入，上海留23.6%，76.4%上缴中央，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定比分成为上海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可能的机制，这是一个最要紧的起点，为此我们不能忘记那个时候的市委、市府的领导以及中央对上海建设发展的支持。定了比例后，市里就可以有机动，就可以预作打算了，就可以把明年、后年可能用的钱一起来作打算。 　　1986年，中央又给了上海另外一项优惠政策，就是批准上海采取自借自还的方式，扩大利用外资，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当时国务院是以“国函(1986)94号”发的文，因此，以后此项政策就叫“94专项”。“94专项”实际上就是贷款的一种额度，允许你可以借多少贷款。有了“94专项”，后来就成立了久事公司。但“94专项”都是借款，这个资金是有危险的，如果还不了就破产了，这个政策就失败了、白干了。所以一定要用好这个政策。 　　“94专项”并不是重大项目的资金来源，还得解决这个钱从哪里生出来的问题。我们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基础建设的经验，外国人叫“使用者付费”，中国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时最困难的是煤气、自来水，市委、市政府讨论后，决定先易后难，一样一样来解决。 　　钱是这样来的 　　最容易解决的是电话，因为电话不涉及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你装得起就装，装不起就不装。当时上海全市电话的装机总容量只有26万门，很少很少的，只有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知名人士家里有电话。普通上海人只能靠公用电话。由于使用的人太多，往往是忙音，打不通。电话大发展需要钱，怎么解决呢？我们确定先从“94专项”中拿出5000万美元的贷款额度，购买20万门程控电话，但额度是要还的！怎样还？我们想到外汇额度也是值钱的，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2.8元，但调剂市场可以调到9元、10元，这中间就有一个差价可以利用。然后我们借鉴外国使用者收费的原则，收取初装费。开始初装费一门电话收费1500元，最高时达到5000元，后来每门电话一般收取3000元左右的初装费。初装费一收，钱就出来了，用这钱去还买程控电话机的钱，多余的钱再买程控电话机，然后再收初装费。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滚动发展，很容易地解决了装电话难的问题。 　　第二个是解决装煤气难的问题。煤气和电话不一样，因为这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当时煤气供应很紧张，就是买液化气也是要凭票的，票也很难搞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收初装费嘛。既然人代会上有这样的提案，就是宁可收点钱，也要加快煤气的发展。我记得当时预定收取初装费2500元，后来决定一部分收初装费，一部分卖债券。最初的方案是煤气初装费1500元，1000元债券。朱?基市长审批时，说初装费太多了，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倒过来，1500元债券，1000元初装费。初装费收取后，煤气开始了大发展。我们首先通过计划委员会到金山石化去要液化气的指标。液化气有了以后，就排输气管道。收的初装费，主要用于排输气管道，此外，还在浦东建立了煤气厂，增加了煤气供应能力，然后再去收初装费。装煤气难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 　　第三是污水治理。上海历史上排污是不收钱的，自来水一个立方收取7分钱。上海治理污水项目，国家发改委给了我们世界银行贷款。世界银行提出要通过排水收费来还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