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权力和道德统一.docVIP

贤相权力和道德的统一 　　 做宰相难，原因在于他处在封建政治的枢纽位置，君相、君民、官民、官府、僚属各种矛盾在他这里汇集，这就要求他不仅有远见卓识，能知人善用，更要能宽容大度(忍人之所不能忍)，协调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而且还要善于揣摩圣意，因势利导，把体制的缺陷所可能导致的恶果减低到最小程度。这几个方面缺一不可。十一世纪的中国，基本上达到了贤相标准的有好几位，当然都不够全面，其中比较突出的典型应当首推王旦。 　　 　　一、“胸中有全局”，“大事不糊涂” 　　 　　人们常把宰相比为帝国的大管家，从理论上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事，都在他的职责范围以内，然而实际上，这职责却决非个人的能力所能胜任，要协调这一矛盾，只能靠他在宏观上的运筹和决策上的功夫，其中包括对国家事务轻重缓急的准确权衡、对方针政策的缜密思考和切实贯彻，所有这些，概言之，就是要“胸中有全局”。但是，这仍然不是竟一人之力就可以做到的，毫无疏漏的全局了然于心，谈何容易!于是，对宰相退而求其次的要求就是“大事不糊涂”。吕端就是因为“大事不糊涂”而被评价为一个称职的宰相，他一生最辉煌的事迹就是太宗死后拥立太子(真宗)，平时有点黏黏糊糊的他，当机立断，粉碎了宣政使王继恩(就是当年赵匡胤临终时把赵光义领入宫的那个太监)、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改立楚王元佐的政变阴谋，表现了过人的机智与胆量。王旦在这方面也有过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表现。 　　景德元年(1104)冬天，真宗赵恒在寇准的推动下亲征澶州。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发暴病，当时任参知政事随驾出征的王旦被派回东京主持留守事务。重任在肩，王旦向皇帝提出，请将寇准召来，他有话要当面陈说。寇准来了，王旦启奏真宗：“十日之间未有捷报时，当如何?”真宗当然懂得他的意思，“默然良久”，说：“立皇太子。”王旦领命赶回东京，直接进入禁城，并严令封锁消息，连家人也不知道，直到皇帝班师时，全家大小迎于郊外，才发现他早已回京。在特殊情况下，王旦能预见到自己所接受的任务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旦兵败，皇帝遭遇不测时作为留守如何维持大局?册立新君当然是首务之急，而事先提出任何这方面的建议都是十分敏感甚至忌讳的，王旦果断而巧妙地把宋真宗置于不得不明确表态的处境，为了稳妥而不留下日后可能产生的疑点，他让首辅寇准出场担任见证的角色。回京以后，他深藏不露，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危机被其他野心家所利用。在这整个过程中所显示的胆略和智慧，充分证明了王旦驾驭“全局”和处理“大事”的能力。 　　执行什么样的人事路线，同样也是不能糊涂的大事。任人唯亲，培植党羽，往往是许多宰相的通病，而要真正做到选贤与能，唯才是举，谈何容易?除了需要见识弘远，更重要的是必须没有私心。 　　王旦的没有私心是从自己家里做起的，他的弟弟王旭久负才名，因为王旦的谦让和恳辞，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某次王旭在引对选人时见到了真宗，事后真宗不无感动地对王旦说：“朕向不知卿弟犹衣绿也!”――绿色是下级吏员官服的颜色。至于他的子侄，更是无一人在他生前得到过官位。 　　宋朝的大臣都有举荐贤良的任务。王旦对于朝野的贤士平日的表现和舆情都很注意，根据自己的考察，向朝廷举荐而不让他们本人知道，其中不少成为栋梁之才。这个情况直到宋仁宗时期，史官们整理《真宗实录》时才得以公开，王旦“不树私恩”的胸怀引发了一片赞扬。他对于走后门“跑官”之类行为(哪怕只是迹象)极力抵制。寇准这人也有些毛病，但王旦一直认定他是正面人物，在寇准起伏坎坷的政治生涯中，给予他许多保护和支持。王旦病危辞职的时候，皇帝再三问他让谁接班合适，他不肯说，皇帝提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表态，最后要他试着说一个，他挣扎着坐起来奏道：“以臣之愚，莫如寇准。”真宗说寇准性格不好，要他再提一个。他说：“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说完就让人把自己抬回家――显然是固执己见的意思。 　　王旦身为一千年前的封建官僚，在人事这一最重要的行政权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公正、清廉和坚持原则，实属难能可贵。 　　 　　二、“鼻吸三斗醋”，“肚里好撑船” 　　 　　北宋的首任宰相范质曾有一句名言：“人能以鼻子吸进三斗(斗：酒器，量具)醋，才可以当得宰相。”这是他在周、宋两朝任职宰相的最中肯的心得。民谚说“宰相肚里好撑船”，也就是指当面临上述这一切时一个称职的宰相必须具有超出常人的胸怀。王旦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宫廷和政府之间，矛盾的消长起伏，贯穿于封建帝国的全部历史。因为皇帝掌握着最高权力，协调宫府关系往往成为检验宰相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标。作为政府首脑，他既是皇帝意志的主要的忠实的执行者，而当这一意志发生谬误的时候，他又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稳定和保护民众权益的责任。真宗赵恒是个很平庸的皇帝，无论是忠良或者奸佞都能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