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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纪录片创作与发展几点思考 　　【摘要】我国的纪录片创作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实践层面阶段性的突破为我国纪录片引入新的创作思路,但理论的匮乏、创作手法的失当、市场观念的缺乏等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本文通过对我国纪录片创作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问题的分析,以期为纪录片的创作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键词】纪录片 创作与发展 思考 　　 　　从“专题片”与“纪录片”的概念纠结,从“画面要解说”到“纪实风潮的盛行”、从“重要人物”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新纪录片运动”到“故事化风格的广泛运用”等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的变迁,在我国,纪录片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如何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如何在“热闹与尴尬”中突围,何时能够真正迎来“纪录片的春天”?这是作为纪录片忠实拥趸者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首先,大量弱看性的作品影响了纪录片的良性发展 　　以新闻片为源头,我国的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新纪录片运动”时期,迎来了她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次辉煌。《望长城》的大胆尝试,让创作者们找到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创作方式,让观众对纪录片有了新的期待;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的成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的开播,实现了“宏大叙事”向“小人物”的转变;在《流浪的北京》《沙与海》《最后的山神》……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人的积极关注和对人性的理性探寻……一时间,跟踪拍摄、长镜头纪实成了纪录片创作的关键词,随之而来对技巧简单模仿与过度的使用及对创作手法的积极探索中,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大量纪录片本身的弱看性使纪录片创作陷入新的困境,典型的表现为:一是纪实手段被消耗性地使用,即在实际创作中,一些纪录片工作者对纪实主义的理解不够确切,造成一种理论认知的偏颇,突出表现为对题材的无选择纪录和展现,以及镜头画面构图上的随意性;其次,过分追求技巧与拘泥于技巧一定程度上束缚着纪录片的发展。过度追求画面效果、结构安排,作者想展示的似乎已不是纪录片的内容,而是技巧本身。 　　其次,纪录片产???经营意识淡薄制约着纪录片的发展 　　纪录片是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纪录片制作人及其管理者均缺乏与纪录片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商品意识和经营意识。 　　首先,媒体中的纪录片制作人,虽然有媒体作保障,但身处体制内限制了他的创作内容、创作思维等。媒体外的纪录片制作人,往往缺少媒体这个坚实后盾,缺少作品的播放平台而使创作之路更加艰难。独立纪录片令人钦佩之处在于拍摄者虔诚的纪录态度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但缺乏专业训练技巧又使得他们难以将手中的DV变成艺术品。 　　其次,从国内纪录片供需双方来看,由于制播尚未分离时纪录片的生产基本上还是自给自足,为播出而制作,在国内市场,比如上海与四川举行的电视节,理应成为中国和世界交流电视节目的窗口,但在国内创作界似乎并没有很大的权威性。国内大大小小的评奖活动往往注重学术价值,忽略了市场价值。① 　　第三,纪录片发展缺少应有的观众培育意识 　　近年来,国内一些电视台尝试开设了纪录片频道和栏目,但纪录片的收视、经营并不尽如人意。随着电视内容的细分,纪录片所针对的目标受众,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群体。长期以来,纪录片以精英文化的姿态出现、最广大的群众却被排除在创作者的目标受众之外,令其陷入曲高和寡的尴尬境地;极具视觉与心理冲击的娱乐节目在各个卫视热播中,让老百姓在轻松、愉快中将纪录片拒于视野之外。这些简单而严峻的事实在告诫着纪录片的创作者和管理者,纪录片不仅需要优秀的创作者,还需要培育观众,让精英文化以一种朴实、平和的姿态走进群众的生活。澳大利亚著名纪录片制片人米齐?戈德曼认为,西方纪录片的表达通常比较深入,也比较复杂,它对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是一个“考验”。而中国的纪录片则比较注重传达资讯、讲述过程,对观众的挑战性较小。如果中国的纪录片要赢得更多的观众,那它们就必须更深入地研究和探讨问题,特别要提高讲故事的水平,不要把纪录片的语言变成“讲新闻”。 　　作为日本的一个小城市“山形”本是名不见经传,然而著名纪录片导演小川绅介创办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而令其名声大噪,电影节两年一届,吸引了很多国家把纪录片送到这里参评,纪录片人到这里交流,不仅带动了市民观看纪录片的兴趣,同时也丰富了这个地方的文化底蕴。以上两个事实,说明纪录片观众的培育不仅需要纪录片人去积极探索,也需要体制和政策的大力支持。 　　第四、题材的边缘化令纪录片未能真正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广阔的疆域使我国成为纪录片资源大国,但因为中国电视纪录片题材展现上的平面性却没能成为纪录片的强国。规避主流问题可以使纪录片获得更多创作自由,更少意识形态羁绊。这无疑是纪录片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