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贫困一份有意义工作.docVIP

对抗贫困一份有意义工作 　　屋里看上去比较简陋,基本相当于北京10年前写字间的装修陈设;坐在前台的服务员穿着羽绒服戴着毛线帽,显然,在北京入冬最冷的一天,这个屋子暖气严重不足;小会议室还兼杂物房,中间的桌子跟一般家庭餐桌一样大,旁边的6把椅子在不坐人的时候勉强可以挪动――这就是每年募款达1.5亿港币以上的著名慈善组织乐施会驻京办公室?就在记者诧异的时候,乐施会总裁施日庄(John Sayer)先生手端着杯子,已经出现在会议室的门口。他看上去60来岁,身高得有1米9,小小房间里,就显得他“顶天立地”了。 　　 　　施日庄早年一直在英国威尔士务农。这个英国农民每日除了“汗滴禾下土”,还对时局与社会问题非常关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很享受那一段既用脑力又用体力的生活”。1976年,施日庄移居香港。当他第一次站在香港热闹的中环街头,他不知道与此同时,就在他的身边,几个香港年轻人忙碌着开了一家二手商品店。开店赚钱不为自己,而是为了世界各地的贫穷人们筹款。这就是香港乐施会最早成立的雏形。在亚洲南部湿热的气候中,施日庄更不知道他今后的工作与生活竟与由这家小店未来发展而成的组织结下了不解之缘。 　　 　　关于乐施会 　　 　　话题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开始,乐施会以“助人自助,对抗贫穷”为宗旨,气候问题关系到全人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祉,这也是乐施会官网最近在首页持续关注的内容。 　　《环球慈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举世瞩目,发达国家谋求减排,而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空间从而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求发达国家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乐施会以扶贫为首要任务,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施日庄:是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当然要做得更多,要肩负起历史责任。现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基本不存在饥饿问题,人类生存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贫穷人口上。这些人首先需要生存权的保障。当然,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做一些事情,毕竟为了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最终还是会伤害到自己。这中间就要把握一种平衡,比如采用清洁能源等,这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举措。 　　发达国家当然要在资金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乐施会的主张是,一方面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帮助其去适应气候变化,降低最贫穷的人们生存的脆弱性。 　　《环球慈善》:乐施会一半以上的项目都在中国。目前,乐施会在全球7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工作,并在其中10个地方设立办事处。中国之外的项目与关注点可否介绍一下? 　　施日庄:在亚洲与非洲,我们所有工作宗旨都以扶贫为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贫穷社区的扶助工作。二是在普通社区对民众的宣传,让大家了解贫穷问题及怎样解决,从而在自己生活中做出帮助他们的选择。比如,我们在香港公民教育中心,定期组织学生来观看演出,以一个非洲难民家庭或是深圳农民工家庭为背景,让孩子们看到贫穷是什么样的。三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倡导,希望影响到一些大企业和政府,制定惠及穷人的政策。比如,让穷人能够得到便宜的药物,还有促使发达国家敞开国内市场,开展更公平的国际贸易等等。 　　总之,我们认为以上几个方面都是乐施会工作的领域,扶贫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 　　《环球慈善》:金融危机对乐施会近两年的募款是否有影响?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 　　施日庄:我们的资金主要来自香港11万普通市民每人每月几百港币的捐款,占到70%以上,比较平稳,不像依赖于企业和政府的NGO那样面临的风险大。我们还通过组织活动进行募款,比如在大型商厦募款,还有4000人参加的“毅行者”项目等;另外,乐施会在成本控制上非常严格,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因此能保证足够的资金用于扶贫项目。所以,尽管流失很少一部分人的捐款,但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环球慈善》:乐施会如何长期保证这么多来自普通市民的捐款呢? 　　施日庄:捐款者事前会签协议承诺每月的捐赠。我们严格遵守香港NGO的行业标准,每年有年报,详细公布财务支出情况。此外还有更详尽的问责式的报告,力图清晰透明。 　　在其他方面,我们对项目进展定期通报,为降低运营成本,用网络方式代替印刷品;我们还有定期的访问活动,每次邀请10位左右捐款者现场考察项目的实施,他们通过网上报名选出,需要自己承担差旅费;另外,每年有捐款人代表大会,700多人参加,包括董事会的成员、各驻地办公室的同事,大家分成若干小组面对面沟通交流,接受捐款者的监督和咨询。 　　 　　乐施会与中国 　　 　　香港被一些媒体称作华人社会的“慈善之都”, 慈善已成为政府、商业之外社会的第三支重要力量。从1987年至今,乐施会已在中国开展了20多年的工作。1991年,一直致力于亚洲地区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研究的施日庄加入乐施会担任项目副总干事,后来成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