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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重新思考 　　在金融危机的语境下,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中国的举动也必为世界所瞩目。尤其是她有别于西方经济体制,推动中国经济崛起的“北京共识”模式成为全球舆论的聚焦。“中国模式”被概括为“市场开放与积极干预并进”,“推翻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的传统思想,拥有足够的灵活性”,“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有人视之“非西方发展的典范”,却也有人嗤之为“集权主义的崛起”。面对赞许和非议,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需要厘清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明确世界的步伐以及适合自己的定位。 　　 　　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变与不变” 　　 　　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为 “比较优势”,意思是如果一国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他国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存在促成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的基础,而国际贸易和分工便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初萌芽。自从500年前,在资本的推动下西欧开始了新航路的探寻,经济全球化的引擎就发动了起来。然而,以枪炮为后盾的极不公正的全球化体系不可能持久,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衰落,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坚船利炮的发展模式画上了句号。随着“关税贸易总协定”、“国际开发银行”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国成了世界经济的总舵主。二战后,世界大势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驶向未来。 　　在经济全球化成为冷战后世界最根本的主旋律的今天,中国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呢?找准基调才能健康地发展,而全球化就是“中国模式”的基点。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中,吴建民用一个“变”字来形容过去的2008年。确实,当今世界就是飞速变化的世界。500年前,世界开始急速地变化时,中国闭关自守了,结果落后了;30年前,世界变化急速复加,而中国向世界展开了自己的怀抱,她腾飞了。1978年,邓小平赴日本考察,在乘坐新干线列车时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了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正是这位伟人,在文革十年浩劫被拨乱反正以后,创造性地提出对外开放,开始了中国经济至今长达30年的飞速发展。30年来的开放政策,中国正是以自身的变化调整来适应全球的变化与调整,她在变化中找到了不变的全球化规律,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之路。 　　 　　改革亦需要“变与不变” 　　 　　面对变化的世界,主动的开放与变革显示了中国的勇气与智慧,然而“大开国门”之时,也是“险象环生”的时刻,常年计划经济体制与世界上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这不但严重地束缚了中国自身生产力的发展,也成为了对外开放的一大障碍。因此,与对外开放相适应,对内改革势在必行。 　　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把地给分了”,揭开了改革的序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我国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改掉了大量旧体制的弊端,并且积极建立起了大量与时代相符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也使中国日益与国际接轨,成为了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弄潮儿。有改革就意味着变化,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各个层面都会发生深层次的变化,社会一旦适应不了就会发生巨大的波动。由此,剧烈的变化需要稳定不变的前提。社会稳定成为了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的先决条件。变化中寓意着不变的原则充分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智慧。 　　 “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段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化的时期提出来的。或许现在有人说这种提法过时了,说这种提法遏止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但历史与现实证明这个提法丝毫没有过时,反而更加急迫了。对个人来说,只有安居才能乐业,而对于国家而言,只有稳定才能发展。从历史上来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以及“康乾盛世”,都是出现在一个稳定的大一统的时期内;从现实看,社会动乱使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所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基础。改革意味着变化,但改革同样需要不变的基础,这便是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改革的“变与不变”也辩证体现在全党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在全国普遍出现了过于重视经济增长,特别是GDP的增速,而忽略社会全方位健康发展的苗头,造成了城乡差异、生态恶化、贫富差距等不和谐状况。为了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