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具有历史必然性.docVIP

“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具有历史必然性 　　[摘要]道路与模式都具有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方法的意思，模式还具有生产关系的具体方式的含义。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实质就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无论邓小平还是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都没有把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实践上中国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一个更加完整的理论模式指导，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合理科学和谐完善。何况中国模式不是先验的，也不是历史预成的，而是传统与创新互动实践中逐渐成熟的理性实验。在这方面，一些国外有识之士的见解也许不是没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社会主义；中国气派；中国学派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06-03 　　 　　目前，中国学术界的一个理论焦点正围绕着“中国道蹄”与“中国模式”之争而展开。一些人从国外学术界引进“中国模式”概念，一些人主张“勇探道路、慎言模式”，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对立起来了。其实，从语用学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对立只是一个假问题。 　　人们都知道，“中国道路”是中国人对30年社会主义改革经验的概括总结，而“中国模式”则起源于海外学者对中国30年社会主义改革以及60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理论概括。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无论是“中国道路”还是“中国模式”，实质都是指“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要搞清楚“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之争，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其次要搞清楚“中国模式”这一慨念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知道邓小平曾几次提出“中国模式”的问题。1980年5月，他在谈及与俄国十月革命模式对比中明确提出“中国模式”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模式，但“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1988年5月，他讲到“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只用一个模式去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该有自己的模式。”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正是这一思想使他产生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 　　其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世界学术知识界，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具有良知的理论家也都先后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命题。最早是德国人威纳尔?桑巴特在其著作《德意志社会主义》中曾提出问题：“何谓德意志社会主义?”他认为“不应当把它仅作为德意志人的社会主义讲”。他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国族的社会主义，不问其主张之人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而“是一个单独并专门适用于德意志国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为我们时代的德意志国，因为它是按照德国情形而制订的，所以这社会主义好比是一袭按照德意志国身材裁制的农服，即是定做的，而不是成衣。”在他看来，相对于德意志人的“肉体如风土、人口数量、人种特质等”、“心灵如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等”和“民族精神如民族伟人的言行、信仰宗教等”，他更强调“德意志社会主义之目标与途径”，即“要把德意志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桑巴特所说的“德意志社会主义”不是成农、而是必须按照德意志国度量身定做的思想，“德意志社会主义”的根本内涵就是要把整，个民族“导出经济时代的沙漠”的目标与途径等寓意，对于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的启迪。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看，较早提出“中国模式”概念内涵的，大概要算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他最早在1989年第1期《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21卷就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他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捉摸不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刘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在这里，阿里夫?德里克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