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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家族财富管理案例研究(三) 　　四、督抚时期收支结构 　　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主持江西会考，中途返乡为母守孝，其间及以后共有兴办“团练”成立湘军和履职两江总督两段工作经历。由于深知武馆的“低饷制”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因为几乎每个军人都有第二职业，所以自组建湘军之日起，曾国藩就推行“厚响政策”。由表5和表6显见，湘军普通营官1800两的收入是正规军绿营军正三品参将收入743两的2.42倍，是正五品守备290两收入的6.21倍。 　　在组建湘军之前，曾国藩曾发下“不要钱、不要命”的带兵宣言，而且目前并没有曾国藩如何给自己发饷的资料，如果我们以统领1000人以上将领作为曾国藩年收入的参考基准，则曾国藩一年的收入至少在5400两以上。在支出结构方面，除道光二十一年间的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和养（医）外，还增加了两项支出，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如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的家书中所述“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秉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响”；二是用于地方公益事业，如在咸丰八年二月初二的家书中所言“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 　　组建带领湘军期间，曾国藩一直是以“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或“钦差”“钦命”等身份出现，名不正言不顺。咸丰七年初，小有成就的曾国藩想以父亲过世回家守孝为由“要挟”咸丰给予其督抚地位，而咸丰帝则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孝，实则谢解了曾国藩的兵权。在回乡守孝的日子里，曾国藩反思自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痛定思痛，决定“脱胎换骨”，从眼里揉不进沙子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自己依然要求严格，对下属包括一直以来严加管束的弟弟曾国荃则宽以待人，如“临时啖以厚利”和“每克一城允许大抢三天”等，事实上，曾国藩的改变实乃“一室之秋难为春”的无奈之举。 　　咸丰十年闰三月，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四月，太平军乘胜攻克苏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跑，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此时，咸丰帝不计前嫌，于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任命曾国藩“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开启了曾国藩的督抚生涯。两江总督期间，曾国藩的基本工资收入155两、养廉银为1.8万两以及一等侯年俸610两、禄米305石，不过，清代世爵的管理漏洞百出，基本上没有照常发放，也就是说曾国藩任督抚期间的合法收入最多为18765两。 　　如同前述的“外官馈赠”等收入，清代督抚收入结构的陋规收入和礼金收入名目繁多（详见附录一）。为应对公费开支的赤字，曾国藩也利用陋规建立自己的小金库，据统计，曾国藩共有两淮盐运司的“缉私经费”以及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公费”等为数不多的几笔陋规收入，数目不详。此外，在礼金方面，曾国藩也有明确的规定，以两例为证。一是咸丰十一年，曾国藩派人将家眷从湖南接到安徽，按惯例，驻在安庆的庐州知府唐景皋给曾国藩送去了大批家居日用之物，从家具到被褥，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有。但曾国藩却只收下了七领草席，其他全部退还给泸州知府。二是同治四年，美籍华人容闳受曾国藩委派，以“出洋委员”身份出洋采购机器，回?砗笕ツ暇┫蛟?国藩汇报工作，此时曾国藩已离开南京北上剿捻，按惯例，容闳肯定会向他致送礼物。所以曾国藩特意写信嘱咐儿子说：“容闳所送等件如在二十金以内，即可收留，否则璧还为是。”这表明曾国藩在收受礼金方面是设了“上限”的。 　　综上，曾国藩督抚期间的合法收入不超过18765两，陋规收入等数目不详，礼金收入等数量不多且人为设定上限。在支出方面，如附录一所示，除保障家庭生活的吃（用）、穿、住、学、行、乐（情）和养（医）等外，督抚还应承担个人的公务支出以及应对各种陋规等，在此，曾国藩应该也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个人的合法收入用于家庭生活支出以及馈赠亲朋好友等，用陋规收入应对陋规支出，所谓“公私分明”。 　　如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尔等进京，可至雨亭处取养廉银数千金作为途费。”其中雨亭署是江宁布政使衙门的办公地点，也是曾国藩养廉银的存放之处。 　　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同年十月底抵达北京，在北京过完年后赴保定就任。出发之前，曾国藩准备了一张两万两现银的银票，主要用于给京官们送“别敬”。关于这笔巨款的来源，曾国藩说得非常清楚：“已写信寄应敏斋，由作梅于所存缉私经费项下提出归款。” 　　督抚承担的个人支出以及应对各种陋规礼节的灰色支出属于“公务支出”，在此我们不做更多讨论。接下来，我们重点谈谈曾国藩督抚时期的“私人支出”，显见督抚时期的18765两收入是侍郎时期611.5两收入的30.7倍，如果将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家庭生活支出的话，那曾国藩的家人则尽享荣华富贵，而实则不然。吃的方面，盛饭用的器皿是瓦器，每顿饭2个主菜、3个小菜。即便请客或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也对用菜有严格的要求：唯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