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案例研究看专题询问制度完善.docVIP

从案例研究看专题询问制度完善目前有关专题询问的法律规定相对原则，制度规则缺乏细化，各地人大实践做法不一，其进一步发展亟需制度完善。 一、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专题询问案例比较分析 2010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中央预算、国家粮食安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保障性住房建设、实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等专题询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建立世博后城市管理长效机制、城市运行安全和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等专题询问。从中可以发现一些普遍做法和亟需完善的地方。 从询问的准备来看，事先梳理问题转交政府做应询准备，事先报名或者协商确定提问人及顺序，是惯常做法，反映出其组织性、计划性。在2010年全国人大首次举行的中央决算专题询问中，提问人事先没有提交问题，各组提问数量多则46个、少则14个。之后全国人大采取事先报名，确定提问人、提问问题和提问顺序的方式。将相近问题集中归类，确定顺序，提高了询问效率，方便了回答，也有助于询问的层层深入。 从审议与询问的顺序来看，全国人大在尝试先审议后询问、审议与询问结合进行等几种模式后，逐步趋向于统一采用先分组审议后集中询问的模式；而上海人大恰恰相反，在第一次专题询问采用先审议后询问模式之后，连续两次使用审议与询问结合的模式，反映出对处理审议与询问之间关系的不同。 从询问的场合也就是分组情况看，全国人大尝试了多种分组方式，第一次分成6个小组，第二次分成2个联组，后几次都是大联组，上海则都是大会。分组过小，虽气氛活跃提问较多，但重复也多，政府部门无法每组都安排高级别官员作答，多人在多组回答同一问题或相近问题，特别是对同一问题回答有差异反而可能引起矛盾，有失权威性。在全国人大以大联组形式或者上海人大以大会形式开展专题询问时，上述问题得到明显解决，但互动减少，气氛不够活跃。不过从询问本身来说，必须保证回答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故实践中已经趋向于在大会或大组进行专题询问。 从询问和应答方式看，一问一答、随问随答普遍采用，问题汇总后集中回答的方式被舍弃。分析表明，回答率高低受询问和应答方式影响。在2010年全国人大中央决算专题询问中，第1小组采用了问题全提完后集中回答的方式，提问间隔时间延长，积累问题多，回答时间变短，造成较多遗漏，回答率仅66%，明显低于采用一问一答、随问随答方式的其他各组。对漏答情况分析表明，同一个人一次提出问题两个以上，或者同一问题要求回答部门有两个以上，往往出现漏答。全国人大的漏答大多出现在同一人提多个问题的情况下，上海人大的漏答大多出现在同一人提问要求多个部门回答的情况下。 从询问方法来看，多数人乐于先简单阐述理由或情况后提问，而有不少人也会在询问时夹杂发表审议意见，导致答复部门对问题反而听不清楚，造成漏答。 从规定的提问和回答时间来看，全国人大规定提问3分钟，上海人大规定则是2分钟，回答都是10分钟。实践中，提问和回答超时现象都比较突出。 从提问人员来看，主要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有多名副委员长多次提问。全国人大和上海人大都出现了列席代表提问的情况。如在全国人大2010年中央决算专题询问中就有代表提问，政府部门当场做了答复。此后全国人大的几次专题询问采取委员事先报名办法，故不再有代表提问。在全国人大专题询问中代表的提问得到现场回答，而上海人大则有主持人要求会后对代表提问进行答复。所以只能有常委会组成人员可以提问的说法已被打破。从答复人员来看，官员级别不断提高，反映出政府部门对专题询问的愈加重视。 从问题数量来看，在约2个半小时时间里，如果集中询问，全国人大专题询问每场平均提问26个，在相近的时间里上海人大专题询问提问18个；如果询问与审议结合进行，全国人大平均提问24个，上海则是15个。追问、插问在早期的专题询问中出现，以后没有再现，反映出事先的组织性进一步凸显，现场互动性减弱。 从答复情况看，随着全国人大统一采用审议与询问分开的做法，漏答减少，回答率总体水平上升；上海人大在采用同样做法时，回答率100%，后来改用审议与询问结合方法时，出现漏答，回答率下降。对漏答问题如何处理尚无说法。对答复人表示现场无法回答的问题，全国人大约定会后答复，但会后答复方式尚不明确。对于事先报名询问，因时间关系现场没有提问如何处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医药体制改革专题询问中出现这种情况，主持人要求常委会办公厅将问题收集和记录下来。因此，有必要设定后续处理途径，如转成书面询问，责成有关部门书面回答。没有事先报名临时提问如何处理？2011年全国人大保障性住房专题询问中出现这种情况，在主持人引导下，政府部门做了现场答复。因此，在专题询问采取事先报名提问做法之后，对现场临时提问的，如何处理，要不要回答，还是会后回答，也有必要作出明确。 从宣传报道来看，公开已成趋势。特别是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