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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有关减排问题立场及其形成原因摘要：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国际气候谈判便围绕减排议题进行着。我国于1989年首次明确提出要开展气候外交，并在历次国际气候谈判中就减排问题阐明立场。伴随着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化，各国纷纷加紧对减排策略的研究。截至2010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所做出的策略宣示，我国在减排这一问题上的策略已经历了一些发展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策略及原因的分析不难得出，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与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 关键词：气候谈判；中国；减排策略；影响因素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环境议题与地球健康问题日渐凸显，成为继美苏冷战之后的又一重大国际问题。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大会吸引了全球的瞩目，减排政策又一次成为各个国家最为关注的焦点。中国代表团在该大会召开前夕及其期间第一次宣布自主量化减排的气候策略，即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50%。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煤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如此的气候策略有其重要的国内、国际意义。与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气候外交的时期相比，减排策略在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基础上经历了颇多发展。 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是国内与国际多方面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透彻了解我国环境策略的制定依据、行动目标，并积极有效地适应、支持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立场，本文将对不同时期的基本立场进行分析研究，并对影响我国减排立场的各种因素加以分析。 一、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具体策略 首先就我国在减排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为便于全面、清晰地加以理解，在此将中国首次提出开展气候外交并成立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后，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就减排问题的立场加以列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代表团在气候大会中提出的立场表述包括：各国在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适应经济发展水平是采取对付气候变化问题的具体限控措施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资金并以公平和最优的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等。［1］此后的近十年里，中国政府在气候大会中将此类立场进行了重申，并且坚持自身“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2］。到本世纪初，中国政府开始在合理要求发达国家援助和支持的同时表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逐步转变经济发展的旧模式。发展到2005年的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特别提出了在有国外资金、技术援助的前提下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首次量化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即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至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通过以上对不同时期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立场的详细比较，可以将中国在减排问题上立场的变与不变作如下简要归纳：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稳中有变。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并且要求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情况下，以更加灵活的态度参与国际减排行为。就是说，我国逐渐从过去的不承担量化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发展到现如今自主量化减排。那么，具体是有哪些主要因素影响着我国多年来在这一重大国际问题中的策略立场呢？ 二、中国的减排立场与策略的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公平因素。这一因素涉及到国际社会频繁探讨的历史责任问题、国情迥异和环境剥削等三大问题。 首先，发达国家强调世界各国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负有共同责任，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初期主张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的义务。 其次，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将大量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其一是转嫁污染，即发达国家为解决或避免产生国内的污染问题，把污染严重的行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将有害垃圾倾倒在发展中国家。其二是生态掠夺，即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有利地位，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抬高制成品价格，使许多主要依赖原料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状况更趋恶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生产力水平较低，应对环境问题的能力较弱。因此，出于以上原因的考虑，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之初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上处于劣势，发达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并没有切实履行公约和议定书中规定的应尽义务，尤其世界人均能耗最高、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中国自然有着强大的现实上和道义上的理由坚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 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国家，并且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