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及对现代影响.docVIP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及对现代影响古代直诉作为发现冤假错案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读史可以明鉴，通过研究古代直诉制度的发展，对于今天的司法改革将具有借鉴意义。 1 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发展历程 直诉是中国古代法律规定中的一项诉讼制度，即，某些案情重大和冤抑未伸者，可超出一般诉讼管辖和诉讼程序之范围，直接向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申诉。 直诉制度起源于周朝的路鼓和肺石制度。所谓路鼓，即“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1]。所谓肺石，即赤色的石头，不论地方远近，凡是没有兄弟、子孙及老幼者有冤上诉于王和六卿而其长官不向上报告的，可以在肺石上面站三天，然后由士听取其辞，以报告王和六卿，同时对不上达的长官加以治罪。[2]《周礼“以肺石达穷人，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词以告上，而罪于长。” 及至汉代，实行“击鼓上言变事”的制度。所谓变事，乃泛指一切非常之事。例如告发某人心怀恶逆、谋危社稷，或陈告原审司法机关违法曲断，使自己蒙受极大冤屈等，即属“上言变事”。据《汉书 在晋朝武帝年间亦允许击鼓直诉，当时所击之鼓称登闻鼓。此后，登闻鼓遂成为历代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魏书 唐朝的直诉制度则更为具体。其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邀车驾。凡案情重大而不得伸理者，可于皇帝出巡之时，于其车驾行处，跪伏路旁申诉冤抑。《唐律“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第二种是挝登闻鼓。第三种是立肺石。唐时在东、西两京王城门外同时置有赤石，名曰“肺石”。凡老幼不能挝登闻鼓者，则可立于肺石之上。立于肺石诉者由左监门卫负责奏闻。第四种是上表。凡经三司处断而仍不服者，即可采取此种方式，向皇帝呈递奏书，“披陈身事”，其奏书由三司监受转达。但是直诉的内容必须真实，否则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宋朝将直诉制度称为“雪理”。犯人及其家属如对生效判决不服，可以进行直诉。对于击登闻鼓上诉的案件，不仅规定“诣鼓人所击状，委判院官躬亲看详”，[3]而且往往由皇帝亲自审理。 元朝时期，直诉制度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规定：“诸事赴台、省诉之，理决不平者，许诣登闻鼓击鼓以闻。”[4]又规定：凡击登闻鼓陈告的案件，必须是“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冤无所诉”，如“以细事唐突者，论如法”。可见，元朝一方面允许有冤者击鼓陈诉，另一方面又对直诉的程序及案件性质作出了明确的限制。 直诉制度发展到清代则更加完备，其形式更加多样化，渠道更为通畅，范围亦更为广泛。清代向皇帝直诉的方式，有以下四种：①击鼓制，即击登闻鼓直诉。清世祖顺治元年，登闻鼓设于都察院，由御史一人监管。顺治十三年，将登闻鼓移至长安右门外，由给事中或御史一人轮流值班。康熙六十-年，又将其并入通政使司，别置鼓厅，由参议一人监管。凡内外官民遇有冤抑之事，原审衙门不理或审断不公时，可赴通政使司击鼓诉冤，先由通政使司讯供，如确属冤枉，奏报皇帝交刑部查办。②迎驾制，即迎车驾申诉。因皇宫戒卫森严，难于入内，伸冤者一般等候皇帝外出巡游之时，于其车驾行处，跪伏路旁申诉冤抑。清律于此种直诉之方式亦同样严加限制。如规定：“凡跪午门、长安等门控告者，照律论治。”[5]③封奏制，即控告人将所写诉状采用奏章的形式封口后，奏闻皇帝。依其具体方式的不同，又分为直接封奏和间接封奏两种情形。前者是指控告人将诉状采用奏章形式封好后，无需经过其他中间环节，而直接呈报给皇帝，它主要用于弹劾有关官员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后者则是指控告人在将诉状采用奏章形式封口后，不能径自呈递皇帝，必须由有关官员代为呈奏。④密奏制，即用奏折密报。密奏制则带有一定的机密性，控告人在将所告之人和事写成奏折以后，可不经内阁票拟即草拟意见，而秘密地直接送达宫内交皇帝本人拆阅。 2 评我国古代直诉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我国历史上，直诉制度对于纠正冤假错案，惩治贪官污吏，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中国古代直诉制度的存在必然有其合理理性。 古代直诉的前提是冤狱的存在。地方司法机关判案不公，老百姓存在着冤狱，这是直诉产生的客观原因。如果没有重大的冤屈，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去告状的。毕竟，对于当时的老百姓而言，交通条件不便利，千里迢迢到京城去告御状就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同时，直诉是风险极大的举动，直诉者随时都可能招致龙颜震怒，从而背上“惊驾”“欺君惘上”的罪名。所以，凡进行直诉皆须有主动承担罪责的心理准备。 在古代的司法体制下，司法公正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是直诉制度产生的又一重要原因。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中司法行政不分，地方官同时是司法官，在被告人权高位重或者地方官接受当事人的贿赂是，受害人就会出现告诉或蒙冤